發布時間：2022-08-29 22:10:1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當代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當代企業；勞資經濟關系
改革開放后，中國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在給社會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隨著而來的也有日益加劇勞資矛盾問題。有資料表明，1996～2007年間，我國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增長了7.5倍，總數達35萬件。2008年的統計數據則超過35萬件。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的勞資經濟關系已成為專家和百姓共同關心的話題。
一、當代我國企業勞資關系的內在屬性
勞資關系實質包括兩個屬性，即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勞動力成為商品。在這兩個固有屬性的基礎上，勞資關系是在就業組織中由雇傭行為而產生的關系。勞資關系強調的是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前提下勞動確立過程中所形成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聯合勞動基礎上形成的勞動關系不能被看成是勞資關系。同樣。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沒有完全分離的個體小私有制中所形成的勞動關系也不是勞資關系。
由此可以看到，轉軌初期勞動者與全民、集體企業及政府在勞動過程中建立的社會經濟關系并不是勞資關系，而是一種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依附關系。在這種單一勞動關系作用下，中國企業勞動爭議呈現出規模小、發案率低、對抗性弱的特點。具體說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者的就業和基本生活幾乎都由國家統一包辦，勞動關系的實質構成是勞動者與國家之間的勞動行政關系，這種勞動關系并不包括勞資關系中的固有屬性。在企業的微觀層面上，勞動者與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只是分工的差異，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由于國有企業的委托方和方都是政府，因此勞動關系受到國家行政強有力的控制，勞動關系中的矛盾緩和，調節手段和調節機制直接、簡單、有效。
二、當今我國的勞資關系狀況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尤其是私營企業與三資企業興起，龐大的勞工階層與企業內部委托機制的形成，企業所有者與經理人身份的分化，成為當代中國最為重要的社會變革現象，深刻地改變著當代中國的社會關系和企業結構。在經濟體制轉軌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13趨多樣化，勞動關系也變得多元化和復雜化。除公有制經濟勞動關系外，還有股份合作制經濟勞動關系、外商投資經濟勞動關系、私營經濟勞動關系、個體經濟勞動關系等，在復雜的勞動關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背離和諧勞動關系的現象，特別是資本追逐利潤和勞動者要求提高勞動報酬的矛盾非常突出，一些企業中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相當嚴重，“霸王合同”、拖欠工資、拒發加班工資、忽視職工安全與健康等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導致勞動關系矛盾激化，給社會的和諧穩定帶來壓力。除了企業勞資沖突形式發生了顯著變化外，中國企業勞資沖突案件數量出現逐年遞增的特點，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以及非公有制企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由此反映出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企業勞資關系管理水平整體上表現出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態勢。
三、緩和當前企業勞資沖突和勞資關系的建議
社會主義和諧勞資關系的實質是勞資關系主體雙方利益的和諧，是勞資關系主體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平衡。然而通過上訴的分析可以看到。當勞動者無法掌握生產資料時，形成的是一種勞弱資強的失衡地位，在與雇主的對抗和博弈中，他們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運。為了實現勞資主體雙方利益的最大化和均衡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運用宏觀經濟政策保證勞動力市場合理穩定運行
中央政府作為中國勞動力市場法律法規的制定者，扮演了為淵勞資沖突提供政策依據的角色。同時，國家的經濟政策會，在宏觀層面影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態，并左右相關產業中的勞動力價格。我國具有勞動人口規模大、比重高的特點，但隨著農村勞動人口增長速度減緩，農村勞動力剩余程度已經大幅度減輕。這標志著以“只有提高工資才能繼續吸引勞動力轉移”為特征的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因此，出臺更多調節國家產業結構、規范企業雇傭行為政策的時機已經成熟。從《勞動合同法》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來看，要進一步加強勞動法規的宣傳解釋力度，轉變企業的“規避”心態，引導企業積極面對勞動力市場的新變化、新規則。
(二)完善政府職能以切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當前勞資關系中勞動者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勞動者和雇利義務的平衡只能建立在偏重對勞動者的權利保護上。否則，構建和諧勞資關系只能是一個美好的構想。近年來，我國在勞動法律方面不斷出臺新的法律法規，同時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也正在逐步建立，但是其中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比如勞動監察力量薄弱，醫療保險覆蓋面狹窄等等。因此政府在缺乏這一前提的情況下應增強在勞動立法，執法、監督等方面的主導作用，以建立、完善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關系系統。由于在目前的勞資關系中，
勞動者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因此政府頒布法律、制定法規時向勞動者適度傾斜保護是一種職責，各級政府在協調勞資關系中應盡到監督協調職責。
(三)大力培育工會力量以平衡勞資地位
集體協商是勞資關系雙方溝通協調的基本形式和有效途徑。特別是在當前勞動者聯盟力量相對薄弱的情況下，通過集體議價的形式能夠集聚弱小的勞動者力量以爭取與強勢資本的平等對話。因此加快建立、健全和改善基層工會組織，維護基層工會組織，維護基層工會的獨立性，大力發展行業(產業)工會，有助于雇工勞動權益的保障。工會要監督企業對
《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和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勞動立法的貫徹落實，把勞資矛盾盡可能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防止勞資糾紛演化為惡性事件，降低社會成本。
(四)確立勞資關系利益主體互動協調機制
轉軌時期中國企業勞資關系協調機制應該是建立在企業轉變自身的管理思路，重新定位競爭優勢，員工逐漸成熟壯大，提高自身維權意識和能力，在政府法律保護手段以指導性和協調性為主的前提下，由勞工和企業主擔當勞工權益維護的博弈雙方，努力實現雇傭關系穩定、勞資高度和諧、公平和效率內在統一的動態博弈均衡過程。針對目前所出現的一系列企業勞資沖突的新形式新問題，確立勞資關系利益主體機制在調節企業勞動關系中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結語
勞資利益主體協調機制不是靜態的過程，而是一個動態的、交互的作用過程。因此要協調勞資矛盾，一企業方面企業要樹立優良的企業文化，加強與員工的溝通與交流，真正實現員工管理、全員激勵的工作氛圍。同通過對勞資沖突案件及時協調或仲裁，能夠促進和諧勞資關系的構建，化解勞動者對于企業的敵對情緒。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彭劍鋒.21世紀人力資源管理十大特點[J].銷售與市場．2009(2).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當代價值；作品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712（2014）04-0048-02
[作者簡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
一、關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價值思考的引發
中國古代文學是高等院校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但是近些年來它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有所下降，表現為：古代文學課時被壓縮，學習意義不明確。認為在當今社會，掌握實用性的知識更為必要，古代文學離現實生活太遠，對個人發展沒有直接促進作用，是附庸風雅的聲音時而有之。與國人忽視古代文學教學相反的是在“漢語熱”的背景下，外國人對古代文學的向往。不少國家把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來華留學生的必修課。我們不得不思考，中國的文化傳承體現在哪里，作為中國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這樣看來，在當代社會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價值的思考和探討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當代價值體現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品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梁啟超曰：“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1]中國古代文學負載著傳統文化，蘊含著深厚的傳道價值、育人價值，是中華瑰寶，是新世紀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資源。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不僅教授理論知識，還使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陶冶其情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當代價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為一位典型的中國人。
孟建偉提出了“文化教育”這個嶄新的教育理念。他認為：“這是一種以文化為導向的教育：它將吸納人類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長和文化創新的元素，并將教育的過程變成文化育人的過程。”[2]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符合這個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釋它。古代文學教學的作用是隱性的，高校古代文學教學是實現文化育人的重要環節，對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具有積極作用，在使學生了解并感悟歷史和現實的人文情態、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學科教學無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負載著文化，傳承著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3]
三、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當代價值的實現途徑
古代文學的教學分為兩大塊：文學史和文學作品，其教學目的是使學生熟悉并了解歷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掌握古代各類文體的演變軌跡、文化思潮的興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和影響，獲得閱讀、分析、鑒別和欣賞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提高思想修養、美學修養和文學素養。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以文學史為綱，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學史教材一直在變化，各個版本的文學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選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學史所講述的多是知識性問題，比如文學發展的脈絡、作家的貢獻和地位、作者主張及相關的文學現象等，經典作品則直接表達了詩人的主觀情感。因此，古代文學教學應該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學可以從分析作品的藝術性，引導學生掌握鑒賞方法；從將心比心，和古代作家產生共鳴；深度挖掘，領悟真理三個方面著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對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鑒賞作品的第一步，通過細讀、誦讀、解讀作品能實現對作品的初步把握。細讀作品就是仔細讀文字，細細玩味，關注的是具體的形、音、義及標點。細讀作品注重的是培養學生對單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鑒賞能力，不是文學史知識的多寡。如蘇軾的《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上闋開頭“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細讀時要抓住似是而非。接著分層鋪敘，先說楊花的飄墜“拋家傍路”，次寫念遠之人“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再寫夢“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細讀時要抓住分層的關鍵詞。下闋直接抒發主觀情感，“恨西園，落紅難綴”，美好春光已經逝去。緊接“恨”的內容，同樣分層次來寫，“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飄飛的楊花變成了破碎的浮萍，此為第一層；“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傷春別離，此為第二層；“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將傷春之情推向頂點，此為第三層。
誦讀作品指用適合的話語聲音形態、語調和節奏，在一詠三嘆之間慢慢體味朗讀并背誦作品。如李清照的《聲聲慢》，凄切的氛圍、凄涼悲哀的感情多是通過疊字、入聲字的韻腳來體現。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些疊字，讓我們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達的情感。誦讀作品可以采用教師范讀，學生仿讀的方法，通過對作品文字聲音的感知達到理解作品、體悟情感的目的。
解讀作品。解讀作品不是簡單地講析詩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內涵以及作品之外的東西。解讀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寫作背景，與作者其他作品進行比較，與同時代作家的作品進行比較，把作品放在文學史的坐標上衡量其地位、貢獻，等等。在解讀秦觀的《醉鄉春》時，我們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創作背景，此詞為作者貶謫廣西時所作，“瘴雨”“椰瓢”等題材都帶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說明詞人在流寓廣西時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響。其次，可以把這首詞同秦觀的其他詞進行比較，發現秦觀的大多數詞作都寫自己遭遇挫折、身處逆境之時不能解脫的愁和恨，而這首詞寫到“醉鄉”中去尋找精神寄托，不再為謫居而自傷。
古代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古代文學教學是讓學生體驗文學的魅力，體悟文學的真諦，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在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鑒賞文學的能力，多讀、多揣摩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培養鑒別力的重要方法。
（二）將心比心，體驗情感
古代文學教學要注重引導學生體驗情感，讀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詩詞所負載的情感與今人有貫通之處。如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所寫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離家白首歸的體驗，讀者可以身臨其境般領略到這種滄桑之感。李白的《靜夜思》語言簡單質樸，但詩歌中蘊含的是千百年來人們共同的思鄉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寫只是一件小事，卻把人世間最樸實最高尚的母愛寫得感人至深。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所抒發“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情感，不僅是詞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處于同樣環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這種感受超越了時空，可以使我們產生共鳴。積極體驗作品表達的情感，在作品教學中至關重要。正如施議對先生所言：“將你心，換我心，必將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領悟真理
古代文學教學包含著對學生的人格、心靈、情感、審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學生的思想靈魂，使學生熱愛祖國文化，培養學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學中很多優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幫人成才。古代文學史上許多著名作家，他們關心社會、心系蒼生、品德高尚，是我們學習的楷模。教師要通過教學，讓學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確人生道路，領悟人生真諦。如王之渙的《登鸛雀樓》中“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對高遠目標的追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詩人仁愛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體現。
綜上所述，我們只有正確認識了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當代價值，在教學過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論的教學觀念，才能促進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M].飲冰室合集：第九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81.
[2]孟建偉.教育與文化[J].教育研究，2013（3）.
關鍵詞：小貸公司；經營；效應；問題
2008年銀監會《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實施以來，全國各地小額貸款公司接連成立。幾年來，小額貸款公司盤活民間資本規模逐漸擴大，帶動投資作用日益明顯，最優經濟規模開始顯現，貸款品種有了較大創新，但仍然存在資本缺乏后勁、經營稅負較重及風險防控能力差等問題，建議拓寬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渠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強小額貸款公司監管，并逐步把小額貸款公司納入征信系統。
一、小額貸款公司經營效應分析
（一）盤活民間資本規模逐漸擴大
2009年末，吉林市共9家小額貸款公司開展業務，資本規模累計約3.42億元，截止2013年6月，吉林市小額貸款公司數量增至56家，資本規模累計約25.53億元，累計增長近8倍。從表1可以看出，公司數量與資本規模都在不斷增加，資本實力不斷壯大。從資本構成來看，小額貸款公司資本中，80%—90%資本來源于自然人和民營企業，可見民間資本是小額貸款公司資本的主力軍。調查發現，由于小額貸款公司業務開展和盈利，不斷吸引諸多民間資本流向小額貸款公司，或成立新公司，或參股入股，從而有效聚攏社會閑散資金，使盤活的民間資本規模不斷擴大。
（二）投放資金杠桿作用日益明顯
我們以2010至2012年連續3年數據進行資金效率分析。從表2可以看出，近3年來，小額貸款公司資金投放量一直增加，整體保持上升趨勢，帶動投資量持續增長。為準確測算小額貸款公司資金投放效應，我們用資金杠桿率指標來測算，即資金杠桿率=帶動投資量/資金投放量，從表2可以看出，資金杠桿率從2010年的1:1.67，上升到2012年的1:4.55，即投放資金每增加100萬元，就能帶動455萬元投資增長，可見投放資金的杠桿效應日益明顯。
（三）最優經濟規模范圍開始顯現
按照美國現代經濟學家斯蒂格勒提出的適者生存法（The Survival Technique），我們對小額貸款公司行業最優經濟規模進行研究，該方法的運用原理是對行業中現有企業按規模大小進行分組，然后對其市場占有率等某個增長指標作時間序列分析，生產效率高的企業集合在市場上的占有率或其它某個增長指標就會不斷提高；相反，效率低的企業集合在市場上的占有率或其他某個增長指標就會不斷降低。通過對增長指標進行進一步比較、分析，就可確定在市場上適于生存的企業規模范圍。我們對小額貸款公司按資產規模分類，按投放資金行業占比為效率指標進行。
規模小于2000萬的公司個數雖然增加，但投放資金行業占比卻持續下降，同樣，規模介于2000萬與3000萬之間的公司個數從2010年末的6個增加到2012年的11個，投放資金行業占比卻從29.17%下降到9%，因此，可以推斷出這兩類公司規模有很大的不經濟性。而公司規模介于3000萬—5000萬和5000萬以上的兩類公司，隨著公司個數的不斷增加，投放資金行業占比也大幅度提升，故有較大的經濟性。3000萬及以上的公司規模增加或保持份額，從而構成最優經濟規模的范圍。
(四)貸款品種有了較大創新
隨著業務的開展，各小額貸款公司積極研發新的貸款品種，增加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轄內某小額貸款公司推出的“信元樂”品種貸款，被農戶稱為“流動信貸部”。該產品主要針對那些信譽較好的農戶在不符合其他商業銀行貸款條件的前提下，通過信用貸款或聯保貸款對農戶進行融資，并隨著農戶信用度的提高增加授信額度。同時，該公司還專門為農村貸戶設置了一臺專用服務車，在農忙期間，信貸員走家串戶，為農戶就近發放貸款，并通過隨時走訪，及時了解農戶的貸后情況，有效解決了部分農戶在農忙期間的貸款需求問題。截止到2013年6月末，“信元樂”共為660農戶累計發放貸款758萬元。
二、存在的問題
（一）后續資金嚴重不足
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小額貸款公司資本金80%—90%來源于民間資本，即自然人或民營企業的自有資金，然而自有資金畢竟有限，雖然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的《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中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可以吸收銀行業金融機構資金，但金融機構出于風險及收益考慮，基本不對其融資，加之只能貸款不能吸收存款，目前小額貸款公司只能依靠自有資金進行經營，后續資金嚴重不足，而對于資產規模小于3000萬的小額貸款公司，增資不足便達不到最優經濟規模，從而不利于其行業競爭，有被迫退出市場的風險。
（二）經營稅負較重
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為從事貸款業務的工商企業，享受不到與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同樣的稅率待遇，加之其貸款周轉速度較快，一筆資金每年至少周轉三到四次，而對于行為稅（印花稅）、流轉稅等稅種，每年要重復繳稅多次，相當于提高了稅率，加重了稅負，影響了小額貸款公司的收益和經營積極性。如轄內某小額貸款公司要繳納占營業收入5%的營業稅、占營業收入0.5%的營業稅附加、占利潤25%的企業所得稅、占合同金額0.05‰的印花稅（多次繳納），總稅負約占營業收入的30%，遠遠高于農村信用社及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
（三）風險防控能力較差
首先，從人員構成來看，小額貸款公司缺乏專業的風險管理人才，風險防控意識淡薄，風險管理不完善；第二，從市場競爭看，小額貸款公司極易因偏好貸款規模擴張和增加市場占有率而忽視貸款風險；第三，從信息對稱情況看，目前，小額貸款公司尚未納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也沒有征信系統查詢權限，因此不利于對借款人信用狀況進行準確判斷，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容易造成信貸風險。
三、政策建議
（一）應采用多種方式拓寬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渠道
在只貸不存的大前提下，建議采用以下方式促進小額貸款公司融資，一是對內控制度健全、不良資產率低、盈力能力強、資信評價系統和風險控制系統較為完善的小額貸款公司，允許其在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基礎上，與民營資本、法人單位、自然人在資金上進行合作，擴大資金規模；二是對風險控制出色的小額貸款公司，可適當放開金融市場，包括銀行間拆借市場、短期與中期票據、再貸款等。>>推薦閱讀《融資租賃公司的財務風險》
（二）應加大對小額貸款公司政策扶持力度
考慮到當前小額貸款公司非金融機構性質及資金周轉快的業務特點，應制定適合其發展的特殊的扶持政策，建議從以下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銀監會等有關部門出臺相關辦法，讓小額貸款公司享受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一樣的稅收減免和政策補貼待遇；二是在個別稅種優惠上給予政策傾斜，有關部門可出臺相關辦法，避免小額貸款公司因資金周轉較快而多次繳稅問題，減輕小額貸款公司在行為稅和流轉稅上的負擔。
（三）應盡快將小額貸款公司逐步納入征信系統
鑒于小額貸款公司風險防控能力較差，應當對管理規范、信貸系統完善的小額貸款公司開放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將其信貸數據納入征信系統，同時給予小額貸款公司征信系統查詢權限，一方面能夠使小額貸款公司有效規避信貸風險，另一方面能夠擴大征信系統覆蓋范圍，促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1 問題引出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在低碳經濟概念的指引下，為了在未來十年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的老大，中央財政總體上將投入超過1000億元支持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的開發與推廣。湖北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來保障電動汽車產業鏈的構建和發展。
2 湖北省電動汽車產業鏈存在的問題
2.1 湖北省電動汽車市場建設中的技術研發還不成熟
對于電動汽車來說，電池、電機等核心技術一直是湖北省各大汽車廠家研究的重點。目前湖北省電池、電機等核心技術還很不成熟，需要進一步研究。如果電動汽車在每個環節的技術不能過關，如果電動汽車的開發研究沒有后續的努力，那么電動汽車的生命力將受到致命的威脅。因此，電動汽車的技術產品化的結果如何以及電動汽車后續發展的力量，將決定湖北省電動汽車產業鏈構建的命運。目前主要的制約湖北省電動汽車產業鏈的瓶頸在于電動汽車的電瓶無法通用。因為各廠商生產各自規格的電瓶使得電瓶無法通用，從而制約了電動汽車充電站的建設和發展。
2.2 湖北省電動汽車產業鏈技術標準不統一
要實現電動汽車的市場化，在研究核心技術的同時，制定和統一技術標準是很關鍵的。但是目前，湖北省乃至國家對于電動汽車的標準、電池的標準還未達成統一，既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又加大了普及難度。
2.3 湖北省電動汽車產業鏈售后服務環節力度不夠
售后服務關鍵是要掌握好電池與電機的維修、保養與回收技術，但湖北省目前這方面技術人才和隊伍還有待不斷培養。同時，平衡生產廠家與分銷商的利益關系還存在問題。由于電池技術復雜，更換和維修需要廠家支持，而廠家支持力度的大小對分銷商的利益將造成較大影響。
2.4 湖北省電動汽車保險和金融服務等環節力度不夠
由于目前電動汽車成本相對較高，對于用戶來說，除了湖北省政府給予補貼外，如果保險與銀行等金融機構能給予支持，將對電動汽車市場化有助推作用。但目前由于湖北省電動汽車還處于發展初期，有關電動汽車的保險業務和金融服務業務尚處于摸索階段。
2.5 新能源汽車央企大聯盟成員利益協調一致尚有困難
新能源汽車央企大聯盟既然要結束各車企各自為戰的局面，那各車企業新能源汽車發展規劃就勢必要做出相應調整。而這種調整必然帶來車企業間的又一場利益博弈的過程。其中的東風汽車公司生產基地主要位于湖北省，并且東風公司在襄樊建立了新能源汽車生產基地，是國內第一家同時獲得混合動力和純電動城市客車生產資質的企業，年產3萬輛的新能源客車生產線正在建設中。而其他的成員大部分也在湖北省有生產基地。因此，湖北省電動汽車的供應競爭十分激烈，成員利益矛盾突出。
新能源汽車央企大聯盟共分三組，第一個是包括一汽、東風、長安等在內的整車組，第二個是電池組，第三個是能源供給和服務組，包括國家電網、中海油、中石化等在內，承擔充電站建設等。電的使用是要劃入國家電網的，而中石化和中石油原來是加油站，現在卻要投成充電站，有跑馬圈地的嫌疑。新能源汽車央企大聯盟在湖北省的發展同樣易形成跑馬圈地形成的資源浪費和不合理競爭。
2.6 容易形成地方保護
湖北省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推動,然而,新能源汽車的進一步發展卻遭到來自地方保護的制約。此外，國內的競爭十分激烈，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先后盛名開發出了電動汽車，有的已投入營運使用。湖北雖然已有較好的基礎和聲望，但如發展不快，進展不利，隨時都有可能被競爭對手拋在身后。政府如何做好眾多利益主體的調整整合是一大難題。
2.7 低碳經濟下能源升級與能源接軌的實現還存在問題
湖北省目前的汽車產業依然使用的是傳統能源，面對新興的電動汽車產業，如何真正的將傳統能源與電能接軌，如何實現傳統能源的升級還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電動汽車產業正處于初步發展階段，而從傳統能源過度到電能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而湖北省政府如何真正構建起綠色環保的電動汽車產業鏈，還尚待思考。
與此同時，湖北省傳統汽車的批量淘汰和傳統加油站的改造還存在問題。如果將來湖北省的充電汽車市場擴大，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傳統汽車的批量淘汰和傳統加油站的改造問題，這些雖然是遠景，但勢必是發展電動車和推廣電動車需要考慮的問題之一。
3 對發展完善電動車產業鏈的建議
3.1 積極完善電動汽車各項核心技術
針對目前的充電汽車生產而言，電池、電機等核心技術一直是湖北省各大汽車廠家研究的重點。因此，政府應當適時發揮作用，加大相關方面的研發投入，尤其是可以利用湖北省高校集中的科研優勢，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做好自主研發工作。
3.2 增加對電動汽車制造和銷售環節的政府扶持和投入
電動汽車的產業化發展目前局勢仍不明朗，其中一個關鍵限制因素是市場上銷售的新能源汽車主要以混合動力為主。而其技術水平尚處于初級階段,較高的購車成本限制了其普及。而純電動汽車的銷售推廣目前仍困難重重。對于解決這一問題政府部門應當加大政策上的傾斜力度。在制造環節可以通過建立嚴格的尾氣排放標準和汽車生產工藝來限定非電動汽車的生產，而對電動汽車的生產進行相關稅收政策的扶持。在銷售環節，可通過減免車船使用稅和養路費等政策來鼓勵消費者購買電動汽車。
3.3 對電動汽車產業鏈中各項產品和技術進行標準化
現有的汽車制造廠商在電動汽車的生產方面各自為戰，這也導致了電動汽車電池、電機等核心零件難以進行統一的標準化生產。這既增加了電動汽車的生產成本，也增加了電動汽車的推廣難度。湖北省可以根據東風汽車公司現有的生產規格在湖北省甚至是中部地區搭建起一個標準化生產的平臺，對于處于這一生產鏈中的各制造商采用統一的生產規格，從而提高生產效率，也便于將研發成果及時應用于生產。
3.4 提高電動汽車購買的各項售前售后服務
針對目前許多民眾對于電動汽車了解較少，對購買或使用電動汽車持觀望態度這一情況，政府部門可以設立相關的機構以供市民咨詢。同時各汽車生產廠商可以建立統一熱線和售后平臺，解決各類電動汽車的售后問題。
3.5 構建企業聯盟，協調各方利益
針對目前的央企聯盟和可能出現的地方保護主義，湖北省相關政府部門應當權衡各方利弊，根據現有的電動汽車產業鏈建立起相關企業聯盟，通過資源共享、互利互惠的企業系統來促進電動汽車的產業化發展。
關鍵詞 能源 可持續發展 國際技術 轉讓
作者 任虎,華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上海:200237)
“可持續發展”概念首次出現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領導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但是直到1992年里約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作為宗旨或序言,才開始被諸多國際環境、社會及經濟相關宣言或決議普遍接受為一項全球化政策。
可持續發展理論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隨著民族獨立運動的不斷發展,脫離殖民統治的國家開始加入聯合國,改革阻礙新生獨立國家經濟發展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與日俱增。作為民族自決權之一的經濟自決權的保障,確認和維護各殖民地獨立國家擁有的對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是聯合國的重要工作。因此,196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關于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決議》,在確認“各民族和各部族對本族的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行使永久主權”的權利同時,要求“必須為各國國家的發展著想,為有關國家人民的福利著想”,但此決議并未提及資源的保護或者水、陸地或生物資源的可持續使用。此階段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初始階段,因為擺在新型獨立國家和地區面前的是如何擺脫貧困以及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
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世界人口數量的急劇增長,人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資源消耗、環境保護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1972年,來自世界各國的幾十位科學家、教育家和經濟學家組成的非正式的國際協會——羅馬俱樂部提交的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警示人們,由于世界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等五項基本因素的運行方式為指數增長而非線性增長,世界將因為糧食短缺和環境破壞而達到增長極限,從而提出“合理的、持久的均衡發展”,為孕育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這一階段發展利益和環境利益實質上仍然是分開的,此階段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過渡期。
到了80年代,人們的注意力逐漸從單純的經濟發展集中到人類應該怎樣使自己的增長與自然取得和諧一致,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問題。1987年布倫特蘭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指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環境危機、發展危機以及能源危機是一體的。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只能以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持久、穩定的支撐能力為基礎,而環境問題也只有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才能夠得到解決,從而呼吁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必須從現在起對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這兩個重大問題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制定正確的政策并付諸實施。雖然布倫特蘭報告的采納成為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的轉折點,但是該報告并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問題以及人權問題.此階段是可持續發展一資源環境階段。
布倫特蘭報告建議聯合國制定一項關于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普遍宣言,并呼吁聯合國將該報告的結論轉變成一項可持續發展行動綱領并予以實施。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的召開,使得可持續發展作為國際環境政策的主導概念而獲得普遍的支持。1997年在紐約舉辦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地球峰會+5(EarthSummit+5)”回顧了里約會議之后21世紀議程的履行情況,指出資金和技術的轉讓、生產和消費模式、能源的使用和運輸、淡水的稀少等問題,并呼吁各國履行承諾。這一階段的可持續發展概念,不僅以人為中心,而且綜合考慮到發展權與環境保護、消除貧窮、健康、教育、婦女地位、技術轉讓與合作以及國際貿易等廣泛的問題,從而使可持續發展問題成為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融為一體的概念,此階段是普遍的可持續發展概念階段。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執行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方面存在的意見差距不斷擴大,所以在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沒有取得顯著進步,制定有效履行可持續發展綱要并實現其目標成為進入新千年之后的主要目標。聯合國2000年通過的千年發展目標涵蓋著人權、經濟發展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問題。2002年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全面審查和評價21世紀議程的執行情況。不難發現,進入新千年以來,可持續發展問題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
經過20多年的演變,可持續發展已從單純的經濟發展、(經濟論文)資源維護、消除貧窮、解除貿易屏障、環境保護問題演變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以及環境問題融為一體的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政策。
(一)國際技術轉讓制度的現狀
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2001年收集的有關國際技術轉讓文集,有關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多邊條約、協定、議定書、國際組織決議以及區域協議多達78個。681按照內容來劃分,其主要從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貿易以及環境保護和能源利用三個方面來規定國際技術轉讓制度。
［關鍵詞］企業理論；實體資本；虛擬資本；企業黑箱；道哲學；陰陽
作者簡介：徐 鳴（1956―），男，江西財經大學當代財經雜志社（南昌，330013），研究員。研究方向：現代企業理論與企業管理。
企業是什么？企業的邊界在哪里？當我們回顧企業理論的歷程，企業猶如一個深不可測的“黑箱"，各派學術觀點眾說紛紜，以至于張五常說：“我們不知道企業究竟是什么”。［1］要打開企業這個“黑箱"，我認為中國的“道”哲學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工具，那就是順應“陰陽”。在當代，企業的資本構成正在發生質的變化，特別是在知識型企業中，“陽”性的物質資本比重在不斷下降，“陰”性的人力資本、智力資本比重越來越大，并在企業中起主導作用。
一、新古典企業理論：企業是一個利潤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業理論是與古典企業理論一脈相承的。從道家的觀點分析，古典企業理論和新古典企業理論都是從“陽”的視角來分析企業本質，立足于企業的“有形”資源和“實體資本”因素的組織和協調，重視企業外部因素的影響，企業內部“陰”性的“無形”資源和“虛擬資本”的因素被忽視了。
(一)古典企業理論
亞當•斯密雖然在《國富論》中，從來沒有直接論述企業理論，但他以“別針工廠”的例子說明了分工協作能促進工廠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暗示了企業為什么存在與發展原因。既然分工協作導致企業不斷地發展，那么企業的規模是不是會一直擴大下去嗎?斯密認為企業的規模不會持續地擴大，它將受地區消費結構以及市場范圍的限制，為此，他專門在《國富論》中寫了“論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一章。他指出，當市場規模很小時，分工會導致分工的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進行交換，進而影響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討論分工的同時，也描述了分工的協調機制――市場，由于“看不見的手”的自發力量，使每個人都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動的同時，使人們的交互行為達到和諧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業理論
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企業理論把企業看作一個“黑箱"，從“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資本與勞力等生產要素，從“黑箱"的另一端輸出產品。在這種前提下，企業被定義為：將若干投入轉化為產出的生產經營性組織。企業被視為單純的生產者廠商，實現利潤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理性的生產者在能夠獲得市場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據技術、市場需求和競爭環境等約束條件有效地組織生產，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在這種條件下，企業的生產函數被定義為：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廠商在一定時期內使用可能的生產要素組合與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之間的關系。這樣，企業的內部運行就如一個“黑箱”，從而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企業必須在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點上作出生產決策，從而實現企業資源的最優配置。
新古典企業理論放棄了社會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影響，單純從“陽”性生產因素―― 物質資本的方面上分析企業的生產運營，企業存在的意義就在于提供物質產品滿足市場的需求。新古典企業理論忽略了企業內部的管理和組織對于企業獲利能力的影響，因為管理和組織屬于無形的“陰”性生產因素，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還沒有認識到管理和組織的重要性，而把物質生產放在第一位。企業的概念只是為了把生產過程與消費過程分開，只是為了區分生產者與消費者理論含義的不同。在這種理論中企業所需要的就是勞動、資本、土地等幾類生產要素，并以之來決定分配關系。在新古典企業理論中，企業只是一個生產單位而已，當然它也可以是一個人的單位。
新古典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生產屬性是企業性質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屬性，但只是簡單地將企業視作一個生產函數，未能認識到企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企業內部或企業與外部的聯系問題。新古典企業理論還把企業看作是同質的，決定企業的活動邊界和生產率的變量是外生的。嚴格的“供給――需求"分析框架是靜態的，這樣，企業自身的交易性質和能力問題被完全忽視了。
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企業是一組交易契約的集合
新古典企業理論長期在理論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才標志新古典經濟學及其企業利潤最大化的“黑箱"論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道家的觀點來看，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的出現，經濟學家的目光已經從企業的“陽”――“有形”和“實體資本”因素轉向企業的“陰”――“無形”和“虛擬資本”因素了。因為交易本質上指的是所有權的轉移，體現的是一種人們之間的“無形”關系，交易費用可以認定為企業中的一類“虛擬資本”。所以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企業契約理論主要是從“陰”――“無形”和“虛擬資本”的視角來探索企業的本質。
關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對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認為交易指的是所有權的轉移，也即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包括：（1）買賣交易，即作為市場上平等主體的買賣雙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業內部各級管理人員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級之間命令與服從關系；（3）限額交易，即企業或組織對個人進行的各種交易。康芒斯指出:“這些交易都是機能上的相互依賴，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稱之為‘運行中的機構’的整體。交易本質體現的是一種人們之間的關系，企業的存在必然會與外界發生各種交易與聯系，沒有交易的企業不能稱其為企業。”［4］但在康芒斯后人們的注意力一直在生產方面,忽略了交易問題。
直到科斯在1937年發表了《企業的性質》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經濟學界對資源配置方式進行重新思考,人們才注意到交易問題的重要性。科斯通過引入“交易成本”這一全新范疇，彌補了新古典企業理論以利潤最大化作為終極目標，脫離企業現實狀況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為止對企業的起源所給出的解釋都是有缺陷的。特別是，企業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勞動分工用語來說明。雖然勞動分工自然會產生對某種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價格機制可以滿足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業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對企業中權威命令替代價格機制的解釋是，后者這一協調機制比前者具有成本節約的優勢：“建立一個企業是有利可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觀點，這些成本包括，營銷（或契約）成本、使用價格機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尋和談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機制（科層企業組織）和市場機制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協調生產手段，企業的存在與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替代價格機制，替代的效率邊界取決于交易成本的節約程度。［5］
科斯認為，當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交易的邊際成本，等于在市場上組織同樣一筆交易的邊際成本時，企業的邊界達到最大。企業契約之所以能夠節約交易成本，是因為直接通過市場組織生產，某一生產要素需要與同它協作的生產要素簽訂一系列契約，而通過企業家權威組織生產，這種生產要素只需要與企業家簽訂一份契約，“一系列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了”［5］，發現相對價格的交易費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業組織是市場機制的替代物。市場交易費用與組織協調管理費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確定了組織的邊界，企業成長的動力就在于節約市場交易費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萊因（Klein）、格羅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試圖從不同側面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交易成本理論。他們以交易為基本分析單位，觀察企業內部的交易、契約和組織結構，將企業作為資源配置的機制，強調其交易屬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響生產過程的前提下，側重于從企業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對企業的本質和邊界進行闡釋。科斯及其追隨者的交易成本理論、契約理論、理論、資產專用性理論、產權理論等統稱為現代企業契約理論。
現代企業契約理論雖然對新古典企業理論提出了挑戰，它注意了企業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業的生產性，它在指責新古典企業理論是“利潤最大化黑箱”的同時，自己卻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對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現代企業契約理論對企業內部交易的性質與特征進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對于企業外部也即市場交易成本的研究與關注則相對缺乏。尤其是隨著知識經濟的出現與發展，市場上出現了多種基于合作的企業組織形式――企業戰略聯盟和虛擬企業，這是現代企業契約理論無法作出解釋的。
三、演化經濟學企業理論：企業是資源與能力的創新組織
演化經濟學的基礎是動態演化的有機世界觀，20世紀80年代其發展成為西方經濟學中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與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以適應行為（包括慣例和創新行為）代替了理，以有序結構代替了均衡結構，以漸變和突變代替了靜態不變，在經濟學理論上進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經濟學體系以“新奇"為研究中心，強調經濟的演化過程包含著周期性出現的新奇和創造性，并由此產生和維持制度、規則、商品和技術的多樣性。
(一)熊彼特：“創造性毀滅”論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經濟學的鼻祖，演化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而出現應歸功于他對創新過程的研究。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本質特征就是創新，創新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的組合"，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借用生物學，熊彼特把不斷地從內部徹底變革的經濟結構，不斷地毀滅舊產業、創造新產業稱作“產業突變”，認為這種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種觀點非常類似于生物學中“間斷均衡”的生物進化理論。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的質變可以是漸近的，也可以是非連續的。［7］
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寫道，我們應當“僅僅把經濟生活中不是外部強加給它的而是內部自發的變化”理解為“發展”。［7］他認為，主要的發展過程就是“實現新的組合”，而且在競爭的經濟中，“新的組合意味著競爭性地消滅舊的組合”。實現新組合的是企業家，所謂企業家，并不是一種職業或工作，而是創造性運用資源組合的獨特能力。企業家的活動就是一系列創造，正是它們造成了不間斷的競爭性經濟重組活動和經濟增長。企業家心理活動的變化導致創新活動的變化并進而導致總體性經濟波動。［8］
熊彼特“創造性毀滅"的創新理論為后來學者研究企業的動態能力理論提供了思路，他對競爭過程的基本性質予以重新定義：實質性的市場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創新競爭，他的“創造性毀滅"觀點，“非連續歷史跳躍"觀點是對邊際替換概念的否定，其與《易經》“日新之謂盛德”的思想不謀而合，是從求新求變中去發現去創新。［9］而從當代經濟學來看“創造性毀滅"的源泉來自于企業的“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
熊彼特使我們明白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經濟進化的發動機，企業具有超越外部經濟條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夠塑造市場條件。熊彼特還把創新和發明分開。他認為，雖然大多數創新可以追溯到過去的某個發明，但創新并不一定來自發明，發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創新，發明對分析經濟變遷過程并不重要，它是一個外生性因素，而創新是一個內生性因素。熊彼特關于創新和發明的區分，既推動了技術進步的理論發展，又加快了技術創新的實證研究。而我認為熊彼特暗示了：企業的創新和發明都源于企業的“虛擬資本”――發明起源于企業“智力資本”，而創新起源于企業“人力資本”。
(二)彭羅斯：“資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羅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業成長理論》。在這本書中她進一步深入研究企業成長問題并提出了企業內生成長論的思想。彭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最具革命性的貢獻在于將“資源"與“服務（能力）"區分開來，提出了“資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確地將“服務（能力）"界定為企業成長的源泉。這體現了中國哲學中的“陰陽”分析方法，其將“陽”的“資源"與“陰”的“服務（能力）"區分開來，這為以后的企業資源基礎論、企業核心能力論、企業動態能力論等理論奠定了學術基礎。
從“陰”的視角來看，在彭羅斯那里，企業的生產機會主要來自于企業內部的未利用服務，而這種服務能夠為企業帶來擴張。因此，企業成長是內生性的，企業成長的源泉就是企業內部資源所形成的服務（能力）。彭羅斯認為，服務分為企業家服務和管理服務，企業家服務用以發現機會，管理服務用來實現擴張。而真正有進取心的企業家不把需求看作給定的，而看成是它應當能夠創造的。［10］
彭羅斯認為,對于企業而言，資源是企業為自己使用而購買、租借或生產的有形物品，以及使這些資源得以高效運行的雇員，這屬于企業“陽”的方面；而服務是這些資源創造出來的，為企業生產運作做出貢獻。一種資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務流，而這屬于企業“陰”的方面。由于服務（能力）只能產生于資源的使用過程，“陰陽和合”從而使每個企業的能力是獨特的、異質的。
彭羅斯強調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難以捉摸的性質,認為許多知識是不能被正式傳授或通過語言進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學”進行傳遞。這顯然是表達了“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這類企業中的“虛擬資本”問題，盡管她沒有用“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這個概念。她認為：“‘企業’必須被賦予比企業理論中的‘企業’更多的屬性，而這些屬性的重要性，不能簡單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線來表示”。［17］
彭羅斯的觀點引發了學者們開始重視資源――能力與企業成長的關系,進而關注在無形資源與資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這實質上是把企業中的“虛擬資本”――“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作為企業成長的源泉來研究。雖然彭羅斯早在1952年就對經濟學中的生物學類比提出了批評，但內生成長一直是演化經濟學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遜（Hodgson）仍認為她屬于演化經濟學派。［11］
(三)納爾遜和溫特：自然選擇理論
納爾遜和溫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繼承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和西蒙（Simon）關于人類行為和組織行為的理論，在他們1982年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提出了一個吸收自然選擇理論和企業組織行為的綜合分析框架。［12］他們借用達爾文“自然選擇”的思想，認為在經濟中，也有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 其思想本質與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謀而合。他們認為，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也如物種競爭一樣,贏利的企業增長擴大，不贏利的企業收縮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業要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需要不斷創新，擴大自己的優勢和在行業中所占的份額，因此，創新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原因。
納爾遜和溫特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大理論支柱――利潤最大化和經濟均衡進行了全面地批判，他們認為這兩個概念妨礙了新古典理論充分認識經濟變遷的特點。納爾遜和溫特的演化理論認為，經濟主體（特別是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但不是利潤最大化。他們受西蒙等人的影響，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這就使得企業的決策不能是最優的，企業對自己選定的方案感到滿意即可，而這個方案不一定是最優方案。納爾遜和溫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識的分散性強調了“慣例”概念。“慣例”――我認為是起源于康芒斯對“習慣法”的論述，其內涵與管理學的“智力資本”概念類似。［13］企業的生產計劃、價格確定、研究與開發資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慣例”為基礎的行為方式，而不是隨時計算最優的解決方案。
納爾遜和溫特把每個企業的“慣例”看成是企業知識和經驗的載體，由于“慣例”的無形特性，它實質上體現為企業中的“虛擬資本”――“智力資本”。各個企業的“智力資本”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它們構成企業之間相互區別的特征和異質性。企業的“慣例”或“智力資本”是可以“遺傳”的，如果企業按照慣例運轉能夠獲得滿意的收益，那么這些“慣例” 或“智力資本”往往不會發生變化。但是，如果企業的運轉出現異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個限度時，企業將有可能對“慣例”或“智力資本”進行調整。
納爾遜和溫特提出了“搜尋”概念，把企業努力調整慣例的行為稱為“搜尋”。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以及市場開拓活動都屬于這種“搜尋”行為。［18］我認為，“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東西，這主要體現在“智力資本”的獲得上；而創新則是通過研究和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這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本”的激勵上。創新意味著改變原有的慣例，創新使創新者對非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納爾遜和溫特還以企業擁有的智力資本對企業進行了分類。基于“慣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等概念，納爾遜和溫特對整個企業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提出了經濟演化理論，為演化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四、基于演化視角的企業理論
在前面我們提到彭羅斯的“資源―能力”二分法為以后的企業資源基礎論、企業核心能力論、企業動態能力論等理論奠定了學術基礎，由于它們都著眼于生物學的視角，注重于企業的內生增長，所以，我將三者統列為演化企業理論學派，下面就這三派觀點作個簡要分析。
(一)菲爾特、巴尼的資源基礎論
資源基礎論是在彭羅斯內生成長理論的基礎上，經過沃納•菲爾特、巴尼等人的發展而形成。菲爾特于1984年在《戰略管理雜志》上發表的《企業資源基礎論》一文入選“年度最佳論文”之后, 資源基礎論獲得了應有的重視。［14］菲爾特在文中借鑒了彭羅斯的觀點,明確提出了“資源基礎觀念”(RBV)一詞,視企業為一有形與無形資源的獨特組合而非產品市場的活動，認為以“資源”代替“產品”來進行企業戰略決策，對當代企業來說將更具有現實意義。我認為，這標志著將人們習慣的企業戰略思考由“陽”的“產品”觀念轉變為“陰”的“資源”觀念, 其“資源”內涵與彭羅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與無形資源的獨特組合，而更注重于無形資源，從而我將其作為“陰”來看。此種轉變將戰略制定的基礎由外部的“陽”的“產業結構分析”,逐步轉移到內在的“陰”的資源與能力分析的“資源基礎觀念”上。反映了企業戰略視角由產業結構的“實體資本”分析，逐步轉移到企業內部的資源與能力的“虛擬資本”分析上。之后,資源基礎論不斷發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愛密特(Amit)、格蘭特(Grant)等學者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6年，巴尼在探討企業的競爭優勢時,發現企業可由本身的資源與能力的積累與培養,形成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并將其稱之為“資源基礎模式”。他認為，如果戰略資源在所有相互競爭的企業中均勻分布而且高度流動的話，企業就不可能預期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某些企業之所以能在產品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就是因為它們能夠通過不完全競爭的要素市場獲得低價格高產出的戰略資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個較為綜合的分析框架，來闡述企業產生持續競爭優勢的資源特性。他認為,具有下列四個特征的企業資源才是可持續競爭優勢，即有價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斷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他認為企業資源包括企業內部所有的資源,可以分成3類：（1）物質資源,是指企業的廠房、設備、機器、原材料等以物質形式出現的可以看得見的資源；（2）人力資源,指員工、經驗、培訓、關系等與人有關的資源；（3）組織資源,是指正式的結構,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計劃、控制、協調系統、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非正式關系等與組織有關的資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論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競爭力的概念，從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論。核心能力理論認為，資源與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資源的主體能力，企業的本質是“能力的集合體"，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于企業的核心能力，而資源基礎論忽視了人的作用，偏離了企業成長的本源。也就是說，核心能力理論的觀點不同于資源基礎論，而與彭羅斯的觀點是一致的。在此，我們能夠清晰地發現，資源基礎論與核心能力論的觀點分歧恰好來源于彭羅斯理論中的“資源―能力"二分法，一個立足于資源，另一個則立足于能力。但我認為，這二者都比彭羅斯的觀點更進了一步，資源基礎論中的“資源”包括了“智力資本”等無形資源，而核心能力論的“能力”則更強調“人力資本”等無形資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視企業中“陰”性的要素，他們都是將人力、智力這類“虛擬資本”作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論將核心能力定義為各種技術和生產技能的組合,它貫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產過程中。成功的競爭者能夠進入新的、表面看起來毫不相關的行業或經營領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業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擴張的能力。核心競爭力是開發新的經營業務的源泉,它是組成公司戰略的核心。海默還形象地將多元化的企業比喻成一棵大樹,樹干和主枝是核心產品,小的支干是經營業務單元,樹葉、花和果實是最終產品,提供營養、支撐和穩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競爭力。如果企業僅僅盯住競爭者的最終產品,就會忽略競爭者的真正實力,正如只注意葉子就會看不到一棵樹的力量一樣。［16］
雖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釋力，但有的學者認為核心能力沒能對公司戰略制定提供實踐意義上的指導，它是一個精致的理論，但在實踐中卻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賴的工具。堪培爾認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廣闊些,它包括整個價值鏈(核心能力只體現在某一個或幾個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說，能力對消費者來說更可見，而核心能力對消費者來說是很少看得見的。因此，在面對競爭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應該比其各個戰略經營單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動態能力理論
1997年，提斯等人參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動態能力理論，核心能力是獨特能力、組織慣例和核心競爭力，而動態能力是企業整合、構建和重構企業內外部能力以應付快速變化的環境的才能。他們提出了動態能力的流程•位勢•路徑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動態能力的本質內嵌于各種各樣的組織和管理流程中，而這些流程是由企業的資產位勢(特別是專用性和互補性資產)和歷史演化路徑所塑造的，它們決定著企業的競爭優勢。艾森哈特和馬丁則認為，動態能力是一系列具體的可識別的組織過程，這些具體的過程包括產品開發、市場拓展、收購整合、策略性聯盟、業務部門的剝離和戰略決策制定過程等等。從這些研究結論中可以看出，動態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義反復的，而是一系列具體的可識別的組織過程。導致企業發生變化的活動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導致變化的活動都能稱為動態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動態能力的“能力”嚴格限定為“慣例”，即限定為智力資本范疇。這種理解得到了學術上的廣泛認可。“組織能力”是一個嚴肅的概念,其嚴肅性在于它必須是一種慣例。如溫特所說:“即興發揮從來都不能稱之為能力”。動態能力不僅關注企業特有的組織慣例，其焦點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慣性的創新和開拓能力上。在動態環境中，動態能力崇尚建立開拓性學習能力。開拓性學習能力是為了在長期內向企業提供新的戰略觀念而進行的側重于變革的學習。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持續競爭優勢，需要具備進行創造性毀滅的能力。
企業動態能力主要是由企業中的“智力資本”――組織設計和“人力資本”――人力資源管理這兩個因素決定的。這是因為：一方面企業通過智力資本，建立科學的組織結構，形成企業業務多樣化的動態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加強人力資源管理來促進動態能力的形成，并強調人力資源管理從幾個方面著手：選人要重視知識的寬度和深度；職位描述概念要詳細具體；以培訓來擴展員工現有知識的寬度和深度；以及激勵成功，寬容失敗。
動態能力觀學者認為，以波特(1980)等學者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分析和以沃納•菲爾特(1984)與巴尼(1991)等學者為代表的資源基礎觀,無法解釋為什么某些廠商比其他的廠商能在動態的市場競爭環境下表現得更好。他們認為資源基礎觀的不足在于，廠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競爭力資源時，必須基于動態產業環境與競爭狀況的考慮，且以市場測試來考驗資源，因為資源的真正價值應該取決于市場力量。廠商的競爭優勢來自于廠商的管理與組織流程、專用性資產和發展路徑。而位于稀缺性的、顧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費者愿意付錢購買的商品上與具有專屬集的資源，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資源。因此，動態能力觀比產業結構分析和資源基礎觀更能夠解釋廠商競爭優勢的來源。［18］
動態能力理論更接近于中國的《易經》思想，它立足于企業的“變易”，即從企業與環境的動態變化中，去把握企業的實體資本與虛擬資本的“陰陽和合”，最終達到企業持續穩定地良性循環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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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Xu Ming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 of firm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in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aoism,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evolves from tangible resources and re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ang to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in,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mixing real capital with virtual capita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n with yang. The final stage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real capital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for analysis, which reflects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philosophic view of Lao-tze and i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firm in real economic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