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02 10:36:4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傳承人對非遺傳承的意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呂家河民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
中圖分類號：J607；G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8153（2017）03-0036-04
呂家河民歌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底蘊十分深厚，是我國民歌王國中一朵不可多得的山野奇葩，也是中國漢族民歌中彌足珍貴的半坡遺址。它直接反映了當地的歷史文化與社會風俗，是勞動人民交流情感、傳播知識、娛樂消遣的工具[1]，也是認識武當山地區民風民俗的寶貴資料，具有人文研究價值。鑒于當前呂家河民歌傳承發展狀況和民歌挖掘整理以及理論研究工作的實際，本文希望通過對呂家河民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現狀的分析，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呂家河民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傳承、保護與利用的新途徑。
一、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的現狀
1.民歌傳承人與梯隊發展情況
呂家河民歌被發現以來，當地政府組織專業人員先后對老歌手的唱腔、唱詞、古詞、聲韻進行錄音、錄像，建立了電子檔案；爭取了政府支持，對生活困難的老歌手，政府盡量給予優先安排農村低保，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目前有國家級非遺傳承人1人，省級非遺傳承人2人，市級非遺傳承人1人。2006年、2007年連續兩年從官山鎮中學選拔了12名畢業生到十堰市藝術學校進行培訓，學成歸來后，以12名學生為骨干組建了呂家河民歌藝術表演團，成為官山鎮呂家河民歌的傳唱者和守護神。
2.民歌挖掘與整理研究情況
通過邀請北京大學等多所國內知名高校在呂家河村設立教學科研實習基地，與前來實習采風的師生開展“高校師生到田園，農民歌手進校園”的互動交流，幫助挖掘整理經典民歌，先后出版了《呂家河民歌集》、《呂家河民歌研究》、《武當后花園南神道探秘》、《武當南神道民間敘事詩集》、《呂家河民歌村民俗與研究》、《民歌與安魂》、《武當官山文明》、《武當后花園――官山》等書籍和《呂家河民歌?風光》VCD光碟、《武當南神道民間傳說》系列叢書。為呂家河民歌的傳承與保護奠定了基礎。
二、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 非遺傳承人年齡老化，傳承無序、方式單一
呂家河有非遺傳承人4人，其年齡均在70歲以上，年紀較大，身體狀況欠佳，記憶力逐漸衰退，傳承活動受限。老一輩中沒有女性傳承人，新一輩中男歌手多于女歌手，四位傳承人都只有三、四個徒弟，弟子尚未全部傳承傳承人的民歌，并達到一定高度。傳承人均為文盲，不識字，在長期口傳心授中，由于觀察理解能力有限，僅僅靠頭腦去記憶，比較困難，容易張冠李戴，發生遺漏等。據了解，愿意學習傳承呂家河民歌的大都是本地人，有的是家庭內部傳承，有的是拜師學習，新一代傳承人文化水平也不高，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培訓，傳承人面臨青黃不接的困境。
2.非遺傳承投入有限，民歌傳承缺乏經濟保障
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投入嚴重不足，導致了民歌傳承后繼乏力。對民歌傳承人經濟補貼有限，傳承人為了生計仍然還要從事其他勞動，以維持基本的家庭生活，這嚴重影響了新一代傳承人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信心。地方經濟發展滯后，產業支窩現夭蛔悖導致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為生活生計外出務工，其工資收入遠高于民歌所在的地方政府支付給非遺傳承人的工資收入，青壯年勞動力無心于民歌傳承與保護的工作，地方政府的經濟實力難以支撐民歌傳承與保護這項工程持續的經濟支出，民歌傳承缺乏經濟保障。
3.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歌傳承缺乏相應的環境
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娛樂方式。一方面，網絡信息技術的普及與運用，交流的工具變得更加現代化，交流的方式變得更加多樣化，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解決一些生活生計問題，并實現物質交換和情感交流，呂家河民歌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受到沖擊和破壞，政府、民間組建的歌會漸趨沒落乃至消失，呂家河民歌也逐漸喪失了生存的環境。另一方面，電影、電視、網絡的普及與運用，徹底顛覆和改變了人們娛樂方式，人們可以不分時間、地點各取所需快捷便利下載各類娛樂節目觀看、欣賞，這些娛樂節目徹底取代了人們對民歌文化的需求與傳唱，民歌傳承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文化環境、社會環境。
4.民歌傳承意識薄弱，自覺傳唱意識不足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持續工程。呂家河民歌傳承與保護需要一代代非遺傳承人持續不斷的努力，更需要一屆屆政府執政者持續不斷的扶持；需要“運動式”的宣傳與投入，更需要持續性的推介與關注。對呂家河民歌的調查中發現，經常傳唱接受過采訪的村民、有過學唱民歌經歷的中學畢業生對呂家河民歌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是了解的，除此以外，其他的村民對呂家河民歌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無所知的，更不必說了解呂家河民歌傳承與保護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了，民歌傳承意識薄弱，自覺傳唱的意識不足，致使民歌傳唱失去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5.可持續發展意識淡薄，民歌傳承缺乏整體規劃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感召下，上級政府設計了對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考核指標：包括GDP、年人均收入與增長比例、各產業增速與增長比例、招商引資項目數、引資總量與增長比例等等，這些考核指標難免以偏概全，這種考核指標設計的導向，必然形成地方黨委、政府重經濟建設、輕文化建設，重基礎設施硬件建設、輕人文社會環境軟件建設的現象，即便是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背景下，地方主政者仍然擺脫不了重經濟建設、輕人文環境建設的急功近利行為傾向，其結果導致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定位變化無常，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朝令夕改，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缺乏整體規劃與布局。
6.民歌表演形式單一，缺乏吸引力和時代性
傳統農耕時代，人們在從事農事時身著各式農事服飾，頭頂、肩扛、身背各種種子、種苗或農具，在田間地頭個唱、對唱、齊唱，其歌唱內容既有體驗農耕生活的辛酸勞累，也有體驗采摘、收獲、加工與品嘗的收獲喜悅，又有體驗愛情、友情與親情的喜怒哀樂，其內容涉及面廣，表現形式豐富多樣。呂家河民歌表演在村里的民歌堂內進行，場地所限，設施簡陋，表演輔助樂器少，服飾簡單，作為旅游消費品對游客來說缺乏吸引力，商業化表演程度低。部分民歌的內容與現代社會的生活脫軌，缺乏時代性。呂家河民歌內容涉及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社會生活等，現在生活方式的改變，一些民俗逐漸消失，娛樂方式漸趨多樣化，呂家河民歌逐漸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三、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的對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特點是傳承，發展規律是進化[1]，靠傳承而進化，在傳承中進化。保持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的延續和可持續發展，就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終目的[2]。遵循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必須正確處理好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關系，確保在傳承中得到更好保護，在保護中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保護與利用中更好地發展與傳承，使呂家河民歌得以繼承發揚光大，形成良性循環的局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堅持投入與合作并舉，實現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目標
（1）積極爭取政府支持，加大政府財政投資力度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工程中，政府必須履行“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職責，積極爭取上級政府支持，有計劃地持續進行財政投資，加大對各級非遺傳承人保護的財政投入力度，提高各級非遺傳承人經濟待遇，增強新一代傳承人對非遺傳承、保護的信心，確保各級非遺傳承人、接班人能夠全心致力于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工作，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與利用的良性循環，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發展目標。
（2）堅持政府與民間合作，實現雙方互利共贏
在目前鄉鎮經濟實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民間可以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開展伙伴式的合作，特許權可以是出讓土地經營權、項目經營權等，通過簽署合同以明確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共同體關系，確保合作的順利完成，實現政府與投資各方的互利共贏，這是解決上級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資金投入不足、鄉鎮財政又難以支撐非遺傳承與保護工程持續投入，實現非遺傳承與保護的發展目標行之有效的途徑。
2.堅持發展經濟與保護利用并舉，實現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良性循環
（1）堅持政府與民間合作，借助社會資本，大力發展鄉鎮旅游
官山鎮地域遼闊，山青水秀，南接房縣、神農架，北鄰六里坪經濟開發區，東眺武當金頂，西望伏龍山，十房高速公路橫貫全境，旅游資源得天獨厚。前山學武觀廟，后山聽歌休閑，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相得益彰[3]，這種旅游產品的差異互補性非常適合發展鄉鎮旅游，即：建設官山鎮綜合性生態農業觀光園區。農業觀光園區既要相對集中，又要功能區分明確、相對獨立，實現科技示范、科普教育、生態觀光、體驗和參與、綜合服務五大功能。將民歌文化與鄉鎮旅游對接，根據各功能園區功能，結合呂家河民歌唱腔、唱詞和聲韻特點，演繹編寫出符合各功能園區的新呂家河民歌，傳承與發展呂家河民歌，在傳承與保護的基礎上賦予呂家河民歌新的生命、新的含義，這既是對呂家河民歌的傳承與保護，也是對呂家河民歌的發展與利用，唯其如此，才能達到發展經濟與非遺傳承、保護、利用并e，促進非遺傳承、保護與利用良性循環之目的。
（2）堅持既有景點與規劃景點統籌協調，逐步凸現民歌文化價值
對于文化遺產，既要保護，更要在保護的基礎上開發利用，開發利用是為了更有效的保護，這樣才能逐步凸現民歌文化價值。地方黨委、政府要增強可持續發展意識，準確定位民歌村乃至官山鎮經濟發展方向與目標，統籌規劃，制定呂家河村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的長遠目標，堅持既有景點與規劃景點的統籌協調，把武當南神道、大明峰等項目開發建設與呂家河民歌村旅游景區建設結合起來，實現民歌村民歌與武當山旅游產業的對接，以及官山鎮旅游項目、旅游產品和旅游服務的錯位發展，讓游客體驗到“走武當大峽谷，游武當南神道，觀武當后花園，聽呂家河民歌，事田間地頭活”的休閑度假情趣[3]，讓民歌村民歌成為游客必不可少的消費品，凸顯官山鄉鎮旅游在武當山旅游經濟圈的互補優勢，使呂家河民歌適應“大武當”旅游發展的需求，成為鄂西北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閃亮明珠。
3.堅持民歌普及與隊伍建設并舉，促進民歌、民歌文化發揚光大
（1）持續開展民歌“四進”活動，不斷擴大與強化民歌傳承群眾基礎
扎實開展以民歌進家庭、進校園、進機關、進觀光園區為主的“四進”活動，形成人人學唱民歌，個個能唱民歌的良好氛圍，使呂家河民歌得以代代相傳，生生不息[4]。利用節假日、旅游重要節點舉辦民歌大賽、青年民歌手大賽、民歌演唱會等，不斷發掘新人，鼓勵年輕一代學民歌、唱民歌，把現存的曲調都唱熟唱會，把學唱民歌、會唱民歌與文明家庭、勞動模范、青年能手評選結合起來，強化民歌傳承保護人文社會環境，擴大民歌傳承群眾基礎，為各觀光園區乃至“大武當”區域內景點景區源源不斷培養輸送民歌歌手。
（2）持續開展傳承人隊伍建設，培養民歌傳承保護接班人
為確保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后繼有人，每年要有計劃選拔一批對民歌演唱有興趣、傳承有潛力、保護有信心、學成回得來、工作留得住的中學生赴省、市音樂學院進行民歌、樂理和導游知識培訓，簽訂培訓與就業協議，提高學生在讀、在訓期間的費用補助標準，讓就讀、參訓人員安心學習、潛心學習，學成歸來后要有計劃實行結對拜師，師從各級非遺傳承人，把非遺傳承人演唱表演的技藝傳承與門下弟子民歌演唱表演與整理挖掘的工作結合起來，實施年度績效考核，確保快速培養新一代傳承人、拯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把各級非遺傳承人的演唱風格傳承下來，使之成為呂家河民歌的傳承者、保護者、守護神。
4.堅持媒體推介與營銷包裝互補，逐步擴大民歌村、民歌的社會影響
（1）實施全方位媒體推介，強化民歌村民歌的影響
呂家河民歌被發現以來，市、縣兩級政府先后組織多家國內有影響的新聞單位進行采訪報道，多個國外媒體對呂家河民歌進行宣傳、推介，但這些宣傳推介缺乏力度和深度，且推介形式單一。信息技術時代，媒體推介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呈現出靈活多樣快捷之特點，既要加強傳統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紙、周刊（雜志）宣傳，更要重視新型媒體如互聯網、手機、戶外路牌和燈箱廣告等宣傳；既要加強重點節日、節點的“狂轟式”的宣傳，更要重視持續性的全方位多踴的推介；既要面上應景之類報道，更要重視點上的深度報道，這樣才能產生持續的效果。
（2）實施營銷包裝策略，強化民歌村民歌對游客的影響
營銷包裝是產品營銷的一種策略，講好民歌村與民歌的“故事”，向社會推介民歌村民歌，需要對民歌村民歌進行適度的包裝。必須準確定位民歌村民歌功能，按民歌以及民歌所衍生的產品服務功能進行科學分類，在定期持續實施媒體推介的基礎上，不斷在廣度和深度上拓展、延伸民歌村民歌產品及其服務，適時向社會宣傳推介，讓消費者走進民歌村，購買民歌文化系列產品，體驗傳統農耕時代的農事，學唱呂家河民歌，在學唱與體驗中逐步擴大民歌村民歌在鄂西北生態旅游圈乃至秦巴地區的知名度，使呂家河民歌逐步走向全國。
四、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由于人們生活方式發生了巨變，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的環境隨之也發生巨大變化。呂家河民歌雖然得到了國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文化部門的高度重視，將呂家河民歌列為國家級文化遺產，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投入有限、地方經濟發展滯后，僅靠地方政府經濟投入難以支撐民歌傳承與保護，民歌的文化普及、宣傳等工作難以落實到民間，致使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與利用工作只停留在膚淺的認識層面上，本文通過對呂家河民歌的傳承、保護與利用的剖析，探討出民歌傳承、傳統文化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三者之間的關系，其主旨在于：寄望于各級政府、民間組織遵循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正確認識、處理呂家河民歌傳承、保護與利用關系，使呂家河民歌得以繼承、發揚光大，形成良性循環的局面。
[參考文獻]
[1]陳良梅.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背景下信陽民歌的傳承與保護[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11.
一把紫陶百年史 一片冰心在傳承
“挑瓦貨，走江外。”這句流傳下來的老話在當今依然適用。在過去，陶器被稱為瓦貨。江外指云南紅河州綠春縣一帶。有著近千年歷史的建水紫陶就是云南瓦貨的代表。
建水紫陶能名揚大江南北和其制作、燒成技藝有關。在制作技藝上，建水陶保留了傳統的手工制泥工藝。經過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來制作陶器。
“燒陶的溫度在制陶行業中是屬于特別高的。燒成溫度基本可以接近1200攝氏度。高溫燒制而成的陶器敲擊起來，聲音特別清脆。”云南建水紫陶燒制技藝傳承人田靜說。人如其名，從說話的語氣中就可以感受到多年研制紫陶帶給她的平靜心態，語調柔婉，語速不急不緩。
經過高溫燒制，建水陶比低溫陶更容易以最初的形態流傳下來，“低溫陶使用一段時間可能會因為天氣的原因而熱脹冷縮，自然就容易壞掉。高溫陶和低溫陶在本質上最大的區別是它能更長久、更安全地保留下來。”田靜說。
建水紫陶有近千年的歷史，一把紫陶壺蘊含著當地人對自然的敬畏。“以前跟著師傅去山上盤泥巴（取土）的時候要帶著一點祭品。到了山上先拜一拜山神，感謝給了我們這么好的材料可以帶回家（做陶）。”田靜說，上山盤泥巴是件很慎重的事情，“這種敬畏天地的精神還是應該保留下來的。”
田靜在1996年就拜了建水當地的制陶老手藝人為師傅。后來，她考入了景德鎮陶瓷學院（現為景德鎮陶瓷大學）學習陶瓷造型設計。畢業以后又回到了建水跟隨師傅學習。田靜現在自己也帶徒弟，已經收了70多個學生，有些學生只有十七八歲。
田靜最看重徒弟對制陶這門技藝的敬意：“做我的學生的話，對制陶感興趣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制陶的過程中更要對陶產生敬意。”許多徒弟都跟著田靜學了很長時間，最長的有9年。“從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就跟著我學習，一直到現在我和她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們還是師徒。”田靜說。
現在的紫陶已經開發出了壺、杯、盆、碗、碟、缸等多個種類，正如田靜所說：“將文化遺產融入到現代生活中。”田靜制作的建水陶在制作方法上有所改變，這也是很多老手藝人不能接受的。她曾經勸說老藝人：“以前咱們都穿馬褂、旗袍和長衫。為什么今天不穿了呢？因為時代不同了。”“做有時代特點的紫陶茶具”一直是她所提倡的，陶器要和這個時代的腳步盡量做到合拍，“我們不是創新，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讓建水陶走進更多人的生活”。
雖然做陶器很苦，但是田靜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成為一名陶藝家。田靜說建水人的文化代碼就在這紫陶的一代代傳承中。“傳承的價值就是人文關懷。無論我走多遠，回到家鄉以后，我一定要吃一口燒豆腐。不管走多遠，我還是會惦記那碗米線。為什么我看到建水陶的時候會感覺親切得不得了？全世界都有陶，但是建水陶就是建水人的文化代碼。我們的基因密碼也在陶里。這是我們真真正正的魂。”
作為建水紫陶燒制技藝的傳承人，田靜覺得自己是在“續根”。“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祖先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到了我們這一代）要把這個根續上。我是把這條根續上的人。根沒有了就什么都沒了。所以我覺得無論哪一種非遺文化都應該傳承下來。”
“希望有更多的高校學生、老師能考察產區。這些接受過傳統技藝系統教育的學生能進駐到地方工作。這樣既能有高校的理論設計做指導，又可以結合當地的傳統技藝。”田靜說，她對下一代繼承人充滿了信心，“下一代非遺傳承人的作品應該可以走向國際的。”
木版年畫里看歷史 老手藝的新發展
年畫作為傳統民俗的載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國近代以來，木版年畫的興盛地在楊柳青。而作為中國木版年畫的起源地，開封雖不璀璨奪目，但這里的木版年畫更加原汁原味。
1980年出生的李力是開封木版年畫博物館副館長。5年前，他從父親任鶴林老先生手中正式接下傳承開封木版年畫的重任。
“各省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大抵起步時間趨同。改革開放以后，各地傳統美術的恢復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我的父親也經歷了那個時代。”提起開封木版年畫的發展史，李力娓娓道來。
20世紀70年代末，李力的父親從蘭考文化館回到開封，參與開封朱仙鎮年畫出版社的恢復組建工作。在經歷了80年代“以豐養欠”的艱難生存之后，出版社在1989年再次“停擺”。“已經是總編輯、副社長的家父懷著對年畫的執著，毅然決定自己成立工作室，延續摯愛的事業。這一年，我9歲。”李力說。
相較于楊柳青木版年畫成熟的產業鏈條、完善的人才儲備，開封木版年畫無論在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的數量，還是從業人數方面都有著不小的差距。但是隨著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力度與日俱增，這并不阻礙開封木版年畫重新走上上坡路。
然而很快李力發現，事情并非想象中那般完美。
他發現，包括自己父親在內的許多對藝術抱有嚴謹態度的老先生們，在面對著質量粗糙的作品充斥市場、魚目混雜的從業人員以非遺的名義把控群眾對傳統技藝理解等現象時，顯得著急、無奈。
名義上，開封木版年畫市場的從業群體有15家企業。但真正意義上能夠掌握技藝的師傅數量也就是個位數，他們的徒弟也不超20名。也就是說，在李力眼中，半數左右的企業缺乏專業水準。而隨著人們對非遺作品鑒賞能力的提高，有關部門對于非遺市場的亂象也有所察覺。
為此，他呼吁人們要反思簡單粗暴式開發非遺。他說：“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讓更多人了解木版年畫，激活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不了解就沒有喜歡，沒有喜歡就沒有技藝傳承，沒有技藝的傳承何談文化傳承？”
今年已有67歲的任鶴林老先生，在近期參加文化部組織的高級研修班時，與班上許多有名望的老前輩達成共識：目前國內年畫的質量問題不容小覷，將看似無法總結的技藝標準化迫在眉睫。
一、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工作面臨的困境
據筆者調查，截至2014年12月，江西共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70項（含擴展項目），其中音樂類（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非遺項目34項;省級非遺項目488項，其中音樂類非遺項目192項。另外，江西還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代表性傳承人34名、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代表性傳承人314名。從表面上看，江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和傳承人數量可觀，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甚至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但是，實際情況并不容樂觀，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表現在：
1.傳承人年齡較大，后繼者青黃不接
非遺項目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并以身口相傳作為傳承方式，這就注定其傳承不能順利進行。據了解，江西原有36名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如今只剩下34名，流失的兩位是婺源儺舞傳承人胡振坤和瑞昌竹編傳承人宋增禮。在現有的34名國家級非遺項目傳承人中，22名傳承人已年過六旬。其中，號稱“歌師”的興國山歌傳承人徐盛久已年近九旬，仍然活躍在表演一線。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314名省級非遺傳承人中，已故17名。盡管在世傳承人年齡偏大，但后繼者卻是青黃不接。如蓮花茶燈舞是省級非遺項目，傳承人漆石生已經63歲，而該項目的下一代傳承人仍無著落。如果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人在培養后繼人才方面進展緩慢，將會產生斷代現象。
2.傳承方式單調陳舊，多數學徒有名無實
音樂類非遺項目的傳承，不管是學歌、學舞、學戲，還是學樂器，都要通過長期的訓練和舞臺表演的檢驗。這就要求師徒們在傳與學上花費相當大的精力，且學徒們要具備扎實的文藝功底。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國家級的非遺項目傳承人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掌握并承續某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二，在一定區域或領域內被公認為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第三，積極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后繼人才。按照規定，傳承人要采取收徒、辦學等方式，毫無保留地傳授技藝。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國家級，還是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人，通過辦學方式的傳承幾乎無實例。一些藝術造詣深、名氣大的國家級非遺項目傳承人采取古老的師徒傳承方式，能夠帶到真心學藝且文藝底子扎實的學徒。但是，有些傳承人，特別是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的傳承人，沒有資金補助和市場效益，時間和精力都不能保證，師徒關系大多僅流于形式、有名無實，更無法保證學徒質量。
3.年輕人無心學藝，非遺傳承前景堪憂
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的深入發展，江西經濟結構、城鄉結構、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明顯增強。在文化方面，受現代文化多元化沖擊，傳統文化逐漸失去了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音樂類非遺項目瀕臨傳承無人、技藝失傳的危機。據了解，贛南采茶戲是國家級的非遺項目，由于觀眾少、市場不景氣，許多縣劇團撤銷或改為歌舞團。同樣作為國家級非遺項目的婺源徽劇團，好不容易培養出一批年輕演員，但面對收入低的現實，很多演員都轉行了。國家級非遺項目尚且如此，省級非遺項目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據筆者了解，蓮花茶燈舞動作輕盈多姿，茶歌優美動聽，茶燈制作精良，服裝色彩鮮艷，富有濃厚的贛西特色。但是，很多年輕人對此并不感興趣，也沒有人主動學舞。缺少年輕人參與的音樂類非遺項目，最終將消失在文化歷史舞臺上。
二、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工作問題產生的原因
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工作出現種種問題，有政府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相關部門履職缺位的原因。據筆者調查分析，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經費投入不足
江西是中部經濟欠發達省份，底子薄、財力緊，對音樂類非遺項目的傳承和保護，普遍存在重申報、輕保護，重使用、輕投入，重短期效益、輕機制建設等問題。如有的地方把申報音樂類非遺項目當成可有可無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有的地方甚至把非遺項目當成向上級部門討要經費的“搖錢樹”，導致申報工作與傳承保護工作形成較大反差。據了解，省財政每年拿出400萬元用于非遺項目的保護，但市、縣一級財政幾乎沒有配套資金。
在傳承人傳承活動及生活補助方面，2012年，江西有21人獲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財政補助，每人獲得財政補助1萬元。這些經費對于數量眾多的音樂類非遺項目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特別是對于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人來說，獲得財政補助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2.傳承方式爭論不休
對非遺項目的傳承方式，各方爭論不休，至今仍無定論。有人認為音樂類非遺項目必須堅守身口相傳的傳承方式，也有人認為可以在傳承的基礎上適當發展。筆者以為，國家規定采取收徒、辦學方式培養非遺項目傳承人，其實就為“繼承派”和“發展派”提供了不同的傳承思路。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一味強調固守傳統的傳承方式，把包括高校等在內的社會資源排除在保護傳承工作之外，試問非遺保護工作能夠走多遠？回顧中國音樂發展史，如果不是劉天華把二胡引進高校課堂，二胡能有今天的地位嗎？如果不是創辦了一批黃梅戲校和劇團，黃梅戲能有今天的發展嗎？類似的例子不可勝數，所以“繼承派”和“發展派”的爭論可以休矣。誠如樊祖蔭教授所言：“學校應在傳承民族語言、傳承民間藝術和培養專業人才三個方面發揮不可或缺和替代的重要作用。”只要有益于音樂類非遺項目的保護、傳承，各地高師院校就應大膽嘗試。
3.有關部門履職缺位
按照規定，國家級和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人，必須制定項目傳承計劃、具體目標任務，報文化行政部門備案，定期提交項目傳承情況報告。文化行政部門要監督、指導傳承人的傳承工作，對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傳承義務，或者傳承人喪失傳承能力的，經核實后報上級文化行政部門批準，重新認定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可實際上，這些規定并沒有落到實處。
這些年來，除了傳承人自然死亡外，各地并沒有取消國家級和省級傳承人資格的例子。據筆者調查，除了九江學院、省職業藝術學院、井岡山大學等少數高師院校在保護、傳承非遺項目方面做了有益嘗試之外，江西絕大多數高師院校都忽視了這一方面的工作，更不用說培養下一代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人了。
三、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工作的對策
音樂類非遺項目涵蓋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四個門類，數量多，涉及面廣，社會影響大。做好音樂類非遺項目的傳承工作，對于引領、發展江西非遺項目保護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堅持依法傳承
把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工作納入法制軌道，是依法治國方略在非遺保護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據筆者了解，《江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正在研議、制定中，該條例出臺后，各地、各部門應對照相應的法規落實職責，嚴格依法申報、依法保護、依法傳承。特別是在擬定國家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保護規劃，以及經費分配等方面，應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力求公開公正，依法透明。
2.加強經費保障
省、市財政應加大經費投入力度，按照《江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逐年增加國家級、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經費支出。當務之急，首先是把國家級、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保護經費納入省、市財政專項預算，積極為傳承人提供養老和生活補貼，保持傳承人傳承、保護經費來源穩定;其次，積極建立社會資金投入機制，通過旅游收費分成、社會資金贊助等，拓寬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保護經費的來源渠道;再次，邀請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人參加大型活動表演、走進高校開設講座等，以提高傳承人的勞動報酬，增強他們表演和傳承的積極性。
3.完善保護機制
首先，完善省、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建立、落實非遺保護情況會商機制，對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保護工作中的重大事項，職能部門應密切溝通、協調解決;其次，建立落實國家級、省級音樂類非遺項目保護和傳承人資助辦法，完善音樂類非遺項目傳承工作監督、考核制度，強化日常監督檢查和考核評估工作;最后，對未采取有效措施導致瀕危音樂類非遺代表作滅失的，應當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一、構建完善的專利來源披露制度
專利來源披露制度主要適用于有關回族醫藥的創新和改造的產品專利。專利來源披露制度可分為輕度、中度和強度來源披露制度，如此分類主要是為了明晰專利申請人申請專利時的條件及法律責任。可以說，專利來源披露制度是保護傳統知識防御性措施中的重要舉措，與惠益共享機制、事先知情同意機制等共同構成防御性保護的有力屏障。根據披露內容性質的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披露義務僅僅是一種鼓勵，即政府鼓勵申請人在專利說明書中公開有關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的詳情。(2)履行披露義務是專利審查中形式上的舉措，僅僅帶有自愿性，無特定法律后果。(3)披露義務是強制性的形式要件，要獲得或維持專利權，就必須遵守這一要件。(4)披露義務是強制性實質要件，影響專利申請的實質有效性，即不披露專利來源，就不能獲得專利。以上(1)、(2)不要求強制披露，(3) , (4)則要求強制披露。傳統醫藥大國印度采取的是中度來源披露制度，作為強制披露的一種，其需要在專利申請時提供與專利相關的傳統知識的詳情，卻不需要證實來源信息的真偽，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專利申請人的欺詐行為提供了可能性。為彌補這一不足，印度將傳統醫藥知識專利申請具體分為如下兩個步驟:一是申請，二是批準，即對基于本國傳統知識所取得的科學研究成果提出的專利申請，需得到國家生物多樣性局的批準。因此，雖然采用中度來源披露制度，印度的傳統醫藥在某種程度上仍得到了較強的保護。具體到我國的立法，需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在披露要求的范圍上，回族藥品專利的專利申請人應披露兩方面信息，即傳統回族醫藥的來源和地理原產地(前提為申請人己知道)、從我國主管部門或寧夏回族自治區有關機構獲得事先知情同意證書和與國家主管部門或其他的資源提供者締結的獲取和惠益分享的協議。
第二，在披露要求的啟動上，確立一種寬松意義的啟動機制，盡可能擴展傳統回族醫藥與請求保護發明之間的聯系，將更廣范圍的與傳統回族醫藥相關的科研發明納入此種機制。這表示只要是申請保護的發明與傳統回族醫藥有關或利用了這種資源，都能夠啟動披露要求。這種啟動機制真實地反映了我國作為擁有豐富生物多樣性國家的利益訴求，也能反映回族醫藥專屬區的利益訴求。與此同時，由于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在生物技術研發上還存在較大差距，因此這種啟動機制主要是針對外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專利申請人，在當前并不會對我國傳統回族醫藥的利用構成障礙，也基本不會增加我國專利申請人的負擔。
在制度建設方面，印度的經驗做法值得學習借鑒。2004年12月26日，印度最新專利法修正案對己有條款作了反映遺傳資源、保護傳統知識的修改和補充。在第8條中，對專利法第三章專利申請第10條專利申請文件內容進行了修改，即在第10條第(4)款(c)項后增加(d)項，要求在申請書摘要中提供發明的技術信息。分項又提出，在涉及公眾所無法獲取生物材料的保藏要求，明確要求當在發明中使用生物材料時，在說明書中公開來源和原產地。另外，第18條對該法第五章專利授權異議第25條專利授權異議所作的修改，即第25條第(1)款規定了在專利局依照該法收到完整的申請文件并公告后四個月內，任何利益相關人都能夠提出異議的條件。最新專利法修正案在原法條基礎上又增加了與遺傳資源及傳統知識相關的兩項，其中一項內容涉及傳統知識。其規定，如果該項發明可從印度或其他地方的當地或本土社區可獲得的任何口頭或其他知識推知，則任何利益相關人都可以在規定期限內向專利局提出異議。
二、運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保護傳統回族醫藥
(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回族醫藥保護之困境
1.傳統回族醫藥傳承人的認定出現困難。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和寧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都規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制度。傳承人對傳統回族醫藥的傳承發展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對傳統回族醫藥進行保護的前提和關鍵。但若保護傳承人，繼而更好地保護傳統回族醫藥，就必須首先合理認定傳承人。然而我國在傳統回族醫藥傳承人的認定方面，有時會出現一定的困境。傳統回族醫藥傳承人在有些情況下是很容易確定的，但在有些情況下，如果某項回族醫藥傳承具有了一定的群體特征，傳承人的認定就會出現一定的困境。由于我國法律法規對回族醫藥傳承人的法定標準比較模糊，這導致在有些情況下，傳承人的認定比較隨意甚至不合理，從而會使傳統回族醫藥的保護工作受到很大影響。
2.傳統回族醫藥的傳承渠道不暢和傳承方式扭曲。在當代的市場經濟浪潮沖擊下，由于某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無法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而喪失了對人們的吸引力，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無疑比之帶有明顯歷史厚重感的傳統生活方式要有吸引力的多。相形之下，當地政府也不會投入太多，因為沒有巨大的經濟利益，政府對傳統回族醫藥的傳承也不是很積極主動。因此，在當代快速發展的社會中，即便傳承人被政府認定并予以保護，但傳承渠道卻不暢通，從而導致因沒有傳習人而人走藝亡。有些地方對傳統回族醫藥只重視開發而忽視保護，他們為了經濟利益，對傳統回族醫藥進行了夸張的現代性改造與包裝，使其失去了遺產傳承的歷史價值內核。
3.政府保護傳統回族醫藥與民間自然傳承的關系難以理順。我國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都要求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積極行動，傳統回族醫藥的傳承也不例外。但在保護實踐中，一方面，有些傳統回族醫藥因喪失了自然傳承的動力而處于瀕臨滅亡狀態，進而無法獲得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幫助;另一方面，有些傳統回族醫藥則出現了政府過度保護的情況，導致傳統回族醫藥喪失其民間自主傳承的特性，并改變了傳統回族醫藥傳承的本來面貌。
4.民眾對傳統回族醫藥保護意識淡薄。目前，雖然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和有關部門對保護包括傳統回族醫藥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制度進行了廣泛宣傳，但從總體上講，民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法律意識還很淡薄。筆者對寧夏本地高等院校本科生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大多數在校大學生對傳統回族醫藥只是了解一些，對回族醫藥的保護方式幾乎一無所知。而對普通社會民眾的抽樣調查結果則情況更糟，很多民眾甚至沒聽說過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名詞。許多人甚至認為，回族醫藥就是中醫藥，兩者沒有任何區別。可以說，民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淡薄，這對傳統回族醫藥的保護和傳承非常不利。
(二)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度，保護傳統回族醫藥
1.明確傳承人認定的法律標準。如同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回族醫藥是一種無形財產，從J險質上來講是一定人群的一種成果，也是一定文化圈內居民的生活方式。因此，必須通過明確傳承人認定的法律標準來加強對傳承人的保護，進而更好地保護傳統回族醫藥。在傳承人確定過程中，應區別對待，對于某種個性化較強的回藥制作工藝或技能，應通過制定一定的入選傳承人條件和標準的法律文件來確定其傳承人。對于群體性的傳統回族醫藥，如果能夠確定其代表人物，則可以確定在這一群體中的具有一定權威性的人物為回族醫藥傳承人代表，但必須對該區域內所有相關人群進行相應的資金上的資助或群體性的權利維護。而對于一些很難確定傳承人的傳統回族醫藥，則可以不必確定傳承人，或者通過開展一些定期的活動，來強化回族民眾對該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和認同。
2.以法律手段確定回族醫藥傳承人的權利義務。為了保證傳承渠道的暢通和確定合理的傳承方式，必須以法律手段明確回族醫藥傳承人的權利義務。首先，對一些具有重要歷史價值而又瀕臨滅絕的傳統回族醫藥的傳承人和傳習人予以法律保護。從目前來看，導致傳承渠道不暢的主要原因是資金問題。由于有些回族醫藥無法給傳承人帶來經濟利益，致使他們生活窘困，從而使該類回族醫藥喪失了對人們學習和傳承的吸引力。所以，對該類回族醫藥必須以法律形式保障傳承人和傳習人的經濟利益，政府部門應給予傳承和傳習的專項資金，以保證其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并保證其享有相應的榮譽稱號。在保證回族醫藥傳承人和傳習人權利的同時，同步規定其應盡的相應義務，即傳承人必須保證回族醫藥傳承的原滋原味，不得因經濟利益或其他原因而使傳統回族醫藥在傳承過程中喪失其基本的價值內核，否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3.確立政府干預與傳統回族醫藥民間自然傳承適度平衡的法律保護機制。傳統回族醫藥的保護與傳承，需要政府采取適當和理性的行為方式。這就要求在立法過程中，明確政府行為的原則和限度，以保證回族醫藥保護和傳承過程中，政府干預與民間自然傳承的適度平衡。其中，政府在回族醫藥保護中的主要職責是，通過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對回族醫藥的保護和傳承進行間接的引導或調解，而不是直接以行政手段對回族醫藥的具體傳承活動進行直接干預。因此，在制定相關法律過程中，必須合理調適政府干預與回族醫藥民間自然傳承的關系。
4.完善回族醫藥保護制度，增強對回族醫藥的法律保護意識。不論是按照現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還是按照地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都無法完全解決這兩個問題:第一，在有的回族醫藥所有權人己經不明，而該類回族醫藥被不當利用或開發的情況下，政府管理機關是否有權力(權利)提起訴訟?第二，不當利用或開發者是否要承擔民事責任?回族醫藥是回族活的歷史的一部分，回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這就要求加強全民族保護回族醫藥的意識，包括領導層、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普通群眾，對傳統回族醫藥保護要給予高度關注。從國家層面來看，首先必須樹立正確的傳統回族醫藥保護的立法指導J恩想，根據國情和各類回族醫藥保護的特點，在己經制定出回族醫藥保護的法律法規基礎上，逐步增強其可操作性，并保證各類法律法規的切實有效執行，同時加強對傳統回族醫藥保護的宣傳力度。從高校和科研機構角度講，應加強對傳統回族醫藥保護研究，醫學類高校還應以適當方式開設回族醫藥遺產保護和傳承課程，逐步承擔起對傳統回族醫藥培養傳習人的責任。從普通民眾角度講，應認識到傳統回族醫藥對回族乃至中華民族繁衍發展的重要意義，培養對傳統回族醫藥的自豪感和保護傳承傳統回族醫藥的使命感。
(三)傳統回族醫藥知識文獻化及建立相關數據庫
1.建立與回族醫藥相關的注冊制度。印度許多傳統知識是通過口頭傳述世代相傳的。為了抑制生物盜版活動，防止各種形式的侵權，他們開始采用書面形式，推行生物多樣性的民眾注冊。其中，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喀拉拉邦(Kera-la)和恰蒂斯加爾邦( Chhattisgarh)己經開始了此項工作。到1998年，印度己建立了60個類似的登記機構。他們注冊登記知識主要有三種，即關于自然事實的知識、有關物種、物種的用途及相關技能的知識以及傳統生態知識。登記時，他們不需要區分是否是商業或產業秘密，但必須提供明確的、充分的權利人信息，以便權利人在他人使用該知識但未承認其所有權和知識價值并讓其分享相應利益時提出請求。學習借鑒印度的經驗做法，我國也應建立與之類似的有關傳統回族醫藥的注冊登記制度。
2.設立傳統回族醫藥數字圖書館。印度對歐洲專利局以納木樹為基礎的專利提出了異議，對美國專利局的姜黃專利提出了異議，均獲得了成功。印度藥品和療法系統部(ISMH)和印度國家科學普及局(NISCOM)合作建立了傳統知識數據圖書館(TKDL)，包括傳統療法知識以及900多種瑜伽姿勢。200多位調研者利用8年多時間搜集了23萬多種傳統藥物，并建立了傳統藥物數據庫，其中鄧志新數據庫有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以及西班牙文等多個版本。目前，印度政府己經授權聯合國、美國專利局(USPTO)以及歐洲專利局專利審查員，使用印度傳統知識數字圖書館(TK-DL)。若有人向這些專利局提出與印度傳統知識相關的專利申請時，他們就可以使用印度傳統醫藥數字圖書館，以確保提出的專利申請沒有侵犯印度己存在的傳統知識。不過經過政府許可，印度公司以及國外公司也可以通過訂立合同獲得傳統醫藥數字圖書館3 ~4年的使用權。可見，印度建立的傳統醫藥數字圖書館是一個開放式的數據庫。不過數字圖書館建設的領導者認為，其他國家專利局官員訪問數據庫時負有保密義務，即應該僅限于搜索和檢查專利，不能披露信息給第三方，以防國外公司從數據庫中獲得有價值的信息，或者改進其配方進而申請專利。
基于保護傳統回族醫藥的現實需要，應加快設立傳統回族醫藥數字圖書館。首先，建立傳統回族醫藥知識保護名錄及標志清單。2011年頒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強調，建立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第二，啟動傳統回族醫藥搶救工程。鼓勵各級政府、民間各方積極申報并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通過對回藥、方劑、傳統療法等建立保護名錄，為傳統回族醫藥傳統知識的國際保護提供依據。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己有大量傳統醫藥知識載入書冊，這為傳統回族醫藥的數字化建設提供了示范。如《中國藥材百科全書》包括了近5760種藥方《中國藥材》論述了近1000種藥辦《中藥材新摘要》確認了6000多種藥用植物《中草藥彩色圖解》提供了5000多種醫藥產品，《中草藥彩圖集》提供了350000多副中藥材。但由于中醫藥體系龐大難以一一統計到位，很多藥材名稱并不規范且難于統計，使得這項基礎性工作進展頗為艱難。回族醫藥由于年代久遠，有許多己經難以統計。因此要完成這項浩大而艱巨的任務，不僅僅是寧夏自治區的事情，更需要中央有關政府部門的積極參與，充分發揮政府的管理職能，調動可利用的科研團體和專業人士參與保護名錄的建立。
3.成立傳統回族醫藥知識管理委員會。傳統回族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處理回族醫藥傳統知識權利登記、回族醫藥傳統知識數據庫的建立以及相關標準制定等具體事宜。在傳統回族醫藥知識管理委員會領導下，以區域劃分為基礎，成立地方性的傳統回族醫藥管理機構，同時作為傳統回族醫藥集體管理組織，必要時可代替傳統回族醫藥傳承人行使相應的收益和救濟權利。
4.建立統一權威的傳統回族醫藥知識數據庫。中國目前己建立了數百個開放式的中醫藥數據庫，主要由國家部門、科研院所及相關大專院校建成。如國家中醫藥文獻檢索中心建立的中醫藥期刊文獻數據庫，、中國中醫藥信息網、中國藥學文摘數據庫、中醫藥報刊文獻數據庫等。國家知識產權局十五信息技術重點應用性研究項目中國中藥專利數據庫及其檢索系統( CTC MPD)于2001年8月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傳統知識工作組的檢索測試，收錄了1985年至今公開的全部中國中藥專利，收錄的專利文獻記錄量己達19000余件，中藥方劑近4萬個，是目前世界上惟一進行深度加工標引的中國中藥專利數據庫。從印度姜黃案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建立一個權威統一且有文獻記載的傳統醫藥全球性數據庫，將有利于各國專利局在對來源于傳統醫藥的發明授予專利前，檢索其是否己構成了現有技術。寧夏自治區也可以爭取國家支持，建立傳統回族醫藥知識數據庫。
三、傳統回族醫藥知識開發利用的產業化機制
1.傳統回族醫藥蜜蜂數據庫的建立。印度建立的傳統知識蜜蜂數據庫(the Honey Bee Data-base)是一個讓發明者登記注冊其發明的工具，它包括土著知識的歸檔、實驗和推廣，目前約有1萬個包含與傳統知識有關的發明者的姓名和住址在該數據庫登記注冊。該數據庫的建立，使得人們既可以改良在該數據庫登記注冊的與傳統知識有關的發明從而增加其價值，也可以與發明者和傳統知識提供者進行利益分享。通過該數據庫的傳統知識蜜蜂通訊(the Honey Bee Newsletter) 這個傳媒，在該數據庫登記注冊的發明被推廣到75個國家以上。我國可以效仿這種做法，建立傳統回族醫藥蜜蜂數據庫。
2.建立投資基金會。印度建立專門的投資基金會，以促使傳統醫藥知識產業化。依據印度《生物多樣性法律》以及《生物多樣性法細則》的有關規定，設立專項分享基金的惠益共享機制[Cpl，這些都是值得我國學習借鑒的法律制度。
關 鍵 詞：藝術基因 民族瑰寶 “擠出”和“邊緣化” “本原性”與“個性”
2006年中央電視臺在第十二屆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中首次把“原生態”民歌作為一種演唱方法同美聲、民族、通俗組合并納入此賽，這一創舉無疑為中國歌壇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生活注入了一支興奮劑，掀起一陣從未有過的波瀾。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通俗歌曲以一種無法遏制的勢頭躋身到中國文化生活。而“原生態”的出現出乎所有包括歌者本人和大多數聲樂專家、學者意料之外，同時也給世人帶來了更為巨大的驚喜。
那些身著民族盛裝帶著滿身泥土氣息的插秧姑娘，那些來自大山深處、帶著很少進城的靦腆、靠喝二兩酒壯膽上臺的山中漢子，那些來自西北邊陲草原、生活在馬背上的彪悍歌手，給我們帶來的不是“經典”“規范”“科學”的歌唱技術，而是妙不可言的天籟之音。在這些來自天堂般的聲音面前，誰都可以看出，即使對民族聲樂再有成見的藝術家，如果還用“經典”“規范”“科學”的老標準去評價中國的民族聲樂，將會顯得多么幼稚與可笑。
然而，在狂熱的驚喜之余，我們應該發現和領悟些什么呢？為什么在經歷了數百年、數千年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之后，在人們對自身的民族文化感到自卑自棄而去遠渡重洋、學習諸多外來文化之后，卻在我們的身邊，在我們自己的文化寶庫里，發現了被遺棄著的如此綺麗的瑰寶呢？這些“瑰寶”發掘出來之后，是任其自生自滅，還是從此重見天日，傳承開來？它們的前途究竟如何？它們的美學價值、當代社會價值、傳承價值與方法等等是否在此刻該由我們這一代聲樂工作者與研究者給予重新思考與定位呢？
“原生態”，一個從生物學“引進”的名詞，用來描述如今出現的聲樂現象確實非常恰當。它有點像熊貓、金絲猴。我們應認識到，“原生態”作為一種概念越來越直接地被用于文化生活時，它有著被“擠”出來的意味。
在整個社會進程中，文化永遠伴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而發展，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常常有這樣的現象：先進的物質文明的代表者所附屬的文化，也往往被作為一種文化的時尚、先進文化的象征受到推崇，久而久之把原本自己優秀的文化束之高閣，從而慢慢失去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因此，物質文明的進步除了帶給人們物質生活的富足之外，文化則表現為時尚、流行、過渡、整合、統一，從而形成“規范”并作為“先進”的文化運用先進的科技成果予以傳播與傳承。那些被“擠”出的文化形式就不斷地被置于邊緣化的地位，停留在邊遠的物質文明不發達的地域，以一種舊有的傳承形式，艱難地存活和傳承下來。這就是“原生態”文化為什么總是在一些邊遠的山區與邊陲地區能夠頑強地生存下來的原因。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物質文明的潮水把文化帶到一定的巔峰時期，人們就開始清醒地意識到藝術的真諦應是發掘人之本原的文化，是充滿個性張揚的文化，趨同的“規范”確實適合傳播與傳承，但也正因為此，完美的技術性使藝術丟失了寶貴的“本原性”與突出的“個性”。而恰恰正是這些“本原性”與“個性”，才真正代表了各種種族的獨具特色的“文化記憶”與“文化基因”，因此不知過了多少代，人們才終究意識到它的珍貴來。
作為肩負了對中華文化的展示、傳播、倡導、導向重任和功用的中央電視臺，創辦此次大賽對于喚醒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懷戀，展示現時文化和外來文化形式在我國的發展盛況，通過中華各民族本原文化同現時文化和外來文化形式的對比，從而堅定了人們對中華文化形式的自信心與自豪感，無疑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它使聲樂藝術界長期以來對中國民族聲樂的“不科學”“不規范”等自卑觀念給以重新思考的可能；使人們對聲樂藝術最原本的初衷，與歌唱對于人類最原本的功能，及更深層的美學意義給以重新思考與定位的可能。因此此舉的意義是深遠的。其實，在此次大賽前，著名民族聲樂演唱家宋祖英的歌聲首次在維也納的金色大廳“余音繞梁”；本次大賽大獎得主李懷秀、李懷福，作為民族聲樂“原生態”在美利堅歌壇引起反響；頭纏羊白肚毛巾的山西民歌歌手阿寶幾遭冷遇幾次復出，終使歌壇刮目相看的現象都是此次大賽的序曲。
看了這場大賽使筆者不禁想起《行走的劉索拉》，劉索拉遠渡重洋，深入到黑人貧民區以堅忍不拔的探索精神學習藍調的壯舉，而我們現在再重新聆聽她的演唱錄音時，會使我們仿佛在冥冥中領悟到中國“原生態”的神韻。正如劉索拉自己在后來意識到的那樣：“到了美國，學了藍調以后，特別奇怪，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國音樂的好處。”[1]這是否對我們研究中國音樂的學者們在如何看待中國民族文化、民族聲樂的問題上，在如何發掘、研究、繼承民族文化和民族聲樂的態度和方法上提供了一些可貴的啟迪與參考？
在珍寶出土以后，它在現實社會的實用價值、研究價值、美學價值、傳播價值、傳承價值與方法，也應該有一個明確的定位與思考。正如上文所說：“原生態”聲樂不僅僅是一種歌唱形式，它滲透著一個民族幾千年的文化積淀，它有著所有其他任何所謂“規范”的聲樂形式都無法代替的歷史價值和美學價值。但正是這一獨特性，也使它成為了被歷史和社會多次“優勝劣汰”被“擠出”和“邊緣化”的文化形式。其實，各種文化形式都是社會進步的反映，地處中原的廣袤土地上絕對不是從一開始就盛產大型戲劇和復雜的戲曲藝術的，它們也曾經流傳著大量的凝聚著本地文化的民歌小調。然而它們的民歌哪里去了？是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在不斷地吸納、兼容、整合的過程中，被那些“規范了”“復雜了”“完美了”的各種演唱形式演化和取代了。但是這種取代絕對不是美學價值、歷史價值意義上的取代，而是傳播、傳承當代社會要求意義上的取代。“取代”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這種取代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所謂“原生態”在內，仍然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進行著，因為“在實際上，任何自然能力，一旦進入社會的軌道中，就無法再保持其‘純粹性’或‘公正性’而負責感受和思維的內在自然能力”[2]（尤其是以身教口傳的傳承形式傳播的文化形式）。社會“人”的性質無法改變，時代的變遷對于傳承載體的影響就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取代”的過程。因此可以說“原生態”并不“原生”，它是相對的。
在這種“取代”的過程中，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現在的很多藝術形式也在不斷地“原生態”化，如民間現在仍在艱難地流傳著的說唱藝術，甚至被譽為民族瑰寶的戲劇藝術，不管你承認與否，它們都在逐漸淡出我們的生活。馬克思對于歷史年代與藝術之間的不平衡性曾有過極為精辟的論述，他指出：古希臘作為“歷史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希臘藝術和史詩“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其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攀的范本”。[3]然而，社會并未因出土的無比珍貴的遠古陶器而放棄了正在使用的塑料制品和不銹鋼制品一樣，我們在懷戀著完美的“希臘藝術和史詩”的同時，以更加兼容并蓄的態度大踏步地譜寫著我們的當代生活并探索著未來。誰能保證我們現在的電影，它是不是未來的“原生態”文化形式呢？
因此，筆者認為“原生態”聲樂形式的磅礴于世是我們當代人對于藝術返璞歸真的需求，是當代人對于藝術追求人格、人性、民族個性的需求，是中國人在經濟騰飛，物質文明的發展階段找到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然而我們也會清醒地認識到，“原生態”作為我們民族的自豪，它是我們文藝百花園里的一枝放射著特異色彩的奇葩，它能夠在如今百花爭艷的形勢下脫穎而出，說明了它具有著無法取代的頑強的“藝術基因”和生命力，它會以這種特殊的、頑強的“藝術基因”的生命力，長久地放射出誘人的異彩。但正由于它獨特的個性，它不可能成為一種主流的東西。所以我們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她：
一、 以最先進的科技手段研究并保留它的現狀，以最忠實的態度發揚和傳承它的原貌，決不能以“豐富”“規范”“發展”的初衷而使它“謬種遺傳”。
二、認真研究和甄別實質性的“原生態”，找出“藝術基因”，去其糟粕，揚其精華，不可以某種經濟動機而葬送傳承的初衷。
三、在研究了“原生態”藝術的同時，把其精髓和“藝術基因”吸納入我們歌頌當代生活的作品中。胡松華演唱的《贊歌》、才旦卓瑪演唱的《的光輝》、黃紅演唱的《小河淌水》等作品都透射著“原生態”的魅力。
四、把“原生態”介紹給全世界。我國擁有56個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大家庭，使我們有豐富的“原生態”資源。它是我們的“民族瑰寶”，它充滿著山野氣息、泥土芳香。在歷史的長河中，人們在天籟般的歌聲中感悟人生和生命，暢想自然和宇宙。它處處顯示著我們與世人不同的民族聲樂的藝術個性和獨特魅力。我們堅信，我們民族的富強和頑強的民族魅力會吸引全世界更多的像劉索拉這樣的探索者、學者和我們一道去學習、傳承、發揚光大我們的“原生態”，使這一“民族的真正成為世界的”。
參考文獻：
[1]《行走的劉索拉》劉索拉著，昆侖出版社，2001年，第220頁
整個10月，胡潤都處在緊張的狀態中，忙著籌備頒獎晚宴，忙著推銷自己的新書《中國富豪這十年》，還特意找了牛文文和吳曉波作序，他很清楚當中的意義_“我在中國發榜整整10周年了”。接受采訪的前一天，他的妻子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他也學會了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打電話給朋友說，我老胡家有后了。10年時問，中國富豪在變，胡潤的個人生活在變，奢侈品也在改變富豪的生活方式。lO年前，他剛開始做榜時，中國富豪都喝人頭馬，之后是軒尼詩，現在全部改喝皇家禮炮了。“有些人并不一定能分得清干邑和威士忌，但都知道什么讓自己更有派。”
中國肯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地，胡潤認為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有錢人多，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是最喜歡送禮的人群。“在歐美，人和人之間很少送禮。中國人多，人際關系更復雜，商業制度不完善，多送禮品對自己有幫助。送有品牌的奢侈品是最保險的行為，它不要求送禮人和受禮人對禮物內涵有鑒賞能力，只要認得牌子就可以了。”
富豪們的新玩法
中國的千萬富豪，有的統計說有30萬人，還有說法是50萬人。無論真實數字是哪一個，當把這個數字乘以胡潤統計出來的3600萬元富豪消費指數時，可以發現，只要中國富豪集體發力，上萬億的內需就被拉動了。
胡潤百富榜并沒有全部囊括中國的富豪，他更善于從公開的財務數據中計算企業家的財富，但對于藏在股市和證券市場內的隱性富豪，他沒法調查，這讓他錯失了一些人物，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份不完整的榜單。“企業家的錢是一分一分掙回來的，股市炒家的錢來得更容易，兩種人對金錢的態度不同，但消費方式不會有太大的區別，真正的區別體現在不同的地域之間。”
胡潤做過一次不同地區富豪的消費調查，發現東北富豪最喜歡LV，其次是寶馬。全國公認豪氣的東北人一直是國內珠寶和手表消費的主力軍，首選珠寶品牌是香奈兒；最國際化的是北京富豪，每年都給自己留了固定的旅游假期，一半以上的人都去過法國，他們的踴躍投票也讓法國成為全國富豪最熱衷的國際旅游地。“在旅游方面北京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多數人會購買頭等艙機票。北京人實在，覺得錢多了就該好好待自己。”出乎預料的是山東人，在全國范圍內都呈橫掃勢頭的寶馬沒有得到山東人的認可，他們更喜歡雷克薩斯。
“中國企業家的平均工作時間是每天12小時。”這種工作強度在他看來也影響到消費觀，胡潤曾經在上海看過一個售價10萬元/平方米的公寓樓，“什么都是現成的，帶衣服入住就可以了”，他最終沒有下手購買，但迅速有老板們拍板下了訂金。“便捷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節省很多時間，這是為什么中國人更認同知名的奢侈品牌。”
如何投資奢侈品
“很多奢侈品都有投資的功能，但中國富豪買得最多的是藝術品、畫、洋酒。畫更多是油畫，因為國畫更考人的修為，也有人收藏白酒，但作為品牌來說，洋酒更有吸引力。”這些有投資意識的富豪在胡潤看來也是群體中的一小部分異類，這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很多奢侈品沒有二級交易市場。“藝術品要好一點，它有各種拍賣行，但從數量上也是不夠的。所有的投資都源自交易，市場不夠，參與的人就不會太多。”
【關鍵詞】國學經典;教育價植;闡釋尺度
國人對抗強勢的、以普世價值而目出現的西方文明的利器，如今己成顯學。各高校都把“經典閱讀”作為大學通識課程的重要內容，并擬定了閱讀書目，采取多種措施組織研讀，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總體來看，研讀國學經典還沒有形成一種自覺的意識，對經典的闡釋也缺乏基本的規范。因此，如何認識國學經典的教育價值，如何把握經典闡釋的尺度與方法，是大學生經典閱讀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所在。
一、理性認識國學經典的教育價值
對于“國學”的定義，可謂眾說紛紜。但目前學界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國學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的總稱。所謂“國學經典”，就是指“國學中最優秀、最精華、最有價值的典范性原創著作”。國學經典中包含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高校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內容，對大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提高學生人文素養
功利化和實用化是目前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弊端，這也導致很多大學生知識結構單一，對傳統經典知之甚少：不知道何謂“經史子集”，不知道何謂“四書五經”，不知道何謂“諸子百家”，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國學經典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歷史積淀，其中蘊含著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和文化資源。對國學經典的閱讀和學習，一方而可以使青年學子把握傳統文化的精髓，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從而真正認同傳統文化，成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另一方而也可以使青年學子從中汲取營養，春風化雨般地滋潤他們的心田，從而提高個體的人文素養，豐富自身的文化底蘊。
（二）修身養德，立身做人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養人，國學經典的教育作用也主要體現在修身做人上。如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學經典，其“仁愛”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仁愛既是一種人際關系的道德準則，又是一種十分可貴的道德精神”川，至今仍閃耀著人類普遍意義的光芒。儒家教育的一個基本目的，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名君子。儒家經典中對君子人格有很具體的描寫：好學善問、嚴以律己、慎言敏行、溫厚寬容、見利思義、崇德向善、勇于改過、安貧樂道等等。君子人格的形成，需要不斷進取、不懈努力，這與大學生研習國學經典的目的是一致的。國學經典不是習題集，不是看完就可以扔在一旁的，它需要反復咀嚼，不斷與學習生活的實踐相結合，時刻反思，日漸完善。經典閱讀有助于人心人性修養的提升，是實現國學經典修身做人的教育價值的重要途徑。
（三）弘揚民族文化，堅守民族精神
國學經典對于我們來講可謂是先天性的、與生俱來的，如同一個人的遺傳密碼，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它是不可選擇的。國學經典是我們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你只能接受它、呵護它。所以，我們主張對于國學經典，應保持恭敬、誠懇、寬容和鑒賞態度，去解讀、領略、學習和傳承。正如樊浩先生所言：“傳統，尤其是源頭性傳統，因其不可‘解釋’，首先應該是人們認同的對象，而不應該也不可能是理性反思的對象。這種對民族傳統以一種溫情的態度予以體認，就是對民族精神的堅守，這應成為現代人基本的文化共識。只有從這一共識出發，我們才能在古典智慧的觀照下追尋現代性問題的解決之道。
二、以多維的視角確立經典闡釋的尺度
經典闡釋是現代人與前賢的對話活動，我們主張秉持歷史主義的態度，既對作品的意義進行解讀，同時也對作品的“無意義”進行合理的闡釋。我們拒絕那些拋棄文本的隨意解讀、任意發揮，必須為經典文本確立一個“合法闡釋”的邊界。
（一）用歷史的尺度闡釋經典
第一，通讀元典。“文本”是闡釋構成的基本要素，沒有“文本”自然也就沒有所謂闡釋的問題。考之當下的經典解讀，學養深厚、考據嚴謹扎實者鳳毛麟角，功底浮淺、人云亦云者眾。古人治經，有一種解讀方法叫互證法，值得當今學人借鑒。如以《論語》來解讀《論語》，以《老子》來還原《老子》的方法，避免了斷章取義和望文生義。因此，通讀元典是提高闡釋水平的基本路徑，也是闡釋的基本維度。
第二，通曉闡釋史。要確立經典闡釋的歷史維度，很重要的一點是知曉中國學術和思想發展史。就儒家元典闡釋歷史而言，漢代經學和宋學是兩座高峰，董仲舒和朱熹分別是這兩座高峰的關鍵人物。讀懂了漢代經學和宋學就大致讀懂了中國經學闡釋的歷史，讀懂了董仲舒和朱熹這兩位大家則基本明白了中國經典闡釋的方法論。一個缺少史識的經典闡釋者，難免一葉障目，以偏概全。只有通曉中國經典闡釋的歷史沿革，才能洞見經典的來龍去脈，才可以燭照個人視野的盲區，探尋到經典最真實的教育價值。
（二）用現代的尺度闡釋經典
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以此比擬經典闡釋活動，亦可以說：一切經典闡釋都是當代闡釋。經典闡釋的現代尺度既非對傳統的因循沿襲、亦步亦趨，也不是對傳統的徹底否定、全而顛覆，而是尋求與傳統的積極對話。這種對話的前提是對經典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我們無法為當代人的現代闡釋設置上限，但卻可以為一切信馬由疆式的過度闡釋設置一個拒絕的邊界。
第一，拒絕曲解。經典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過大浪淘沙后留存下的偉大作品，很多文本記載的是我們先民早期的“族群記憶”以及整個人類共同而臨的永恒的生存問題。很多曾經困擾我們祖先的問題，今天同樣困擾著我們。正是這些展現了先民們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經典文本，為讀者的個性化闡釋提供了可能和憑借，但也導致了經典常常被曲解。為此，一方而我們要拒絕戴上“有色眼鏡”，即不能貼上政治的、階級的、宗教的標簽去解讀文本;另一方而要防比用“上綱上線”的方式猜度文本，我們主張用平等的、歷史的態度來解讀。
第二，拒絕媚俗。經典重讀、重釋、新解是每個時代都不可避免的，這正是經典永久生命力的體現。我們不應反對經典的通俗化，但應拒絕經典的媚俗化。經典的通俗化意在巧用現代人的觀念、技術打通走近古典文本的道路，比如經典的卡通化，采用新穎的結構、炫目的畫而、通俗的語言，降低了獲取古典知識的門檻，拉近了讀者與經典的距離。而經典闡釋的媚俗化，則是市場經濟時代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對經典的侮辱，比如時下有人為了迎合部分讀者的口味，所寫的新解古典詩詞，只見風月不見情懷，只言揭秘不言詩意，對這些我們應嗤之以鼻。
第三，拒絕惡搞。在一個娛樂至上的時代，以歷史、經典為惡搞對象的影視、網絡作品大量出現，它們通過戲謔經典、冒犯權威、襄讀神圣而獲得一種低俗的狂歡化效應。盡管經典可以常讀常新，正如卡爾維諾所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世界現實是多樣的、多刺的，而且層層疊疊，就像朝鮮薊。對我們而言，在一部文學作品中，重要的是可以不斷地將他剝開，像一顆永遠剝不完的朝鮮薊，在閱讀中發現愈來愈多新層而。”川但是，經典的多元化解讀不能“無邊界”，文本的“不確定性”絕不是“無底線”，那種惡搞經典，消遣歷史的惡作劇，是對經典的扼殺，是對莊嚴崇高的放逐。
關鍵詞：文化育人；科教城；文化建設；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1-0144-03
大學城/科教城是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化發展階段的產物，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需求，以及區域經濟發展對擴大和持續高新技術研究的需求。當前，致力于內涵提升式發展，提高教育質量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最核心最緊迫的任務，也同樣是大學城/科教城建設發展所面臨的課題。本文以常州科教城為研究對象，從文化育人的視角探討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問題，以有助于營造促使人才培養質量提高的科教城文化生態環境。
一、發揮文化育人功能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目的
文化是人對自身生物性和大自然的加工成果，是對人的生物特性和自然界的改造和調整。人類特有的主觀能動性決定了人在改變自身與大自然的過程中，必然會依據人的標準和尺度去改變對象，使之合乎人類的意志，由此決定了文化的本質屬性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是“化人”與“人化”相統一的一體化進程，故而在一定意義上，文化意味著教化與傳承，文化育人是文化之本質。
根據美國學者C.恩伯和M.恩伯的觀點：“文化可以被定義為被一個集團所普遍享有的，通過學習得來的觀念、價值觀和行為。”[1]由此定義可知，作為特定團體成員所共有的行為規范體系，文化必然與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密切聯系，是該團體成員特有的生活樣式。由于文化是人類的社會性產物而非生物本能，只能以社會機制而非生物遺傳方式進行縱向傳遞與橫向傳播。對個體而言，獲得文化的方式是通過參與團體的生活，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方式學習、模仿集團所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使之成為自己的行為模式或生活方式；對團體而言，通過一定的制度規范、組織機制，把表現為概念、價值觀、行為準則等社會行為規范的文化成果傳遞給其成員，以此制約和影響個體的行為模式或生活方式。總之，無論是個體還是團體，最終都通過習得或傳遞文化而使個體行為發生改變，使之合乎所在團體的行為規范，顯示出文化所特有的教化育人功能。
文化育人功能體現并融入高等教育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實現人才培養的過程中，也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共同體加強園區文化建設，發揮園區文化育人作用、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供了理論與實踐支撐。以常州科教城為例，園區內現有5所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和1所綜合性本科學校，7萬余名大學生，550多家研發機構和高科技企業、1萬余名科技人員。科教城的地理位置與空間布局，使得園區內的高等院校與研發機構、高科技企業以集群化方式比鄰而居，高校師生與科技人員、生產經營人員共同生活、學習、工作在相對緊密的空間內。由于園區遠離城市鬧市區，相對封閉與獨立，園區內人員構成相對簡單與同質，在客觀上為形成一個由高校、研發機構與企業共同構成的文化共同體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科教城所倡導的“經科教聯動、產學研結合、校所企共贏”理念，推行產學研合作模式、構建資源共享平臺等舉措，在很大程度上促進高校師生與科技、生產、經管等方面人員之間的交往、信息交流、觀念分享，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創造了情感認同的條件。
顯然，地利與人和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先決條件，所謂園區文化是在園區內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相互影響、匯聚和交融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多層面、多主體的特色文化。科教城作為高級專門人才和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基地的定位與使命，決定了育人是科教城文化之本，是科教城文化建設的價值導向和根本目的。相比起院校文化、科技文化和企業文化對人的影響，科教城園區文化能夠超越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企業文化對人才培養的局限性，在更廣視野、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影響著園區內生活的每位成員，從而提升人才培養水平。
二、凝煉園區文化主題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先導
雖然科教城的創建，從空間與人員構成、物質與情感方面為構建科教城園區文化共同體奠定了基礎，可是，文化積淀過程的長期性、文化育人機制的復雜性以及科教城創建歷史的相對短暫性，無不要求科教城建設中仍需要增強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意識，將文化建設置于科教城園區建設之首位。由于文化是特定社會群體成員所共享的觀念、價值觀、行為模式，其中，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也是踐行文化育人的基礎，“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化，都有群體成員共同擁有和信奉的價值觀。任何一個社會個體，都是文化的產物，都有自己接受和遵循的社會群體的價值觀。任何社會群體的形成，都是由于社會個體的文化認同，由于一種大家共同認可的價值觀、一個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標而走到一起的。”[2]因此，明確園區文化建設的主題，使之成為園區內所有成員公認的價值目標、行為模式，則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先導。
作為集國家高職教育發展綜合改革實驗區、國家大學科技園和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于一體的常州科教城，具有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高新科學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兩大目標追求。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企業承擔的社會職責不同，使得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建設目標不同，其文化建設的定位與側重點必然各有不同，在園區文化建設中必需通過構建統領這三方面文化建設的科教城園區文化主題，以形成統攝園區內各文化建設實體的核心力量。反之，沒有科教城園區文化作為園區內各種文化的凝聚與提升，園區內各單位就只是在地緣上的接近而無法在精神層面上產生共鳴與相互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分散科教城園區文化育人的力度，也不利于科教城園區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建設發展。所以，科教城文化建設工作應由科教城管理委員會牽頭負責，在明確園區發展目標定位的基礎上，融匯園區內各單位文化建設的現有成果，尋求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三者之間的共通之處，將其提煉升華為體現科教城特色、具有園區各單位文化共識的文化建設主題。
從當前中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和常州科教城建設目標可見，“創新”是人才培養和科技發展的共同價值追求，因而可將其作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的主題。“創新”是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是民族進步發展的不竭動力，將“創新”作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的主題，符合科教城內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建設的共同價值訴求，以此統領科教城文化建設，將使常州科教城充滿生機和活力，不斷上層次、上水平。因此，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工作要在科教城管委會的統籌規劃、組織協調之下，由園區內各企事業單位結合各自教學、科研、生產的實際，借助多種形式、方法、手段與載體，把“創新”的理念融入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建設實踐之中。
三、提升院校文化品質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重點
院校文化是高等院校內部形成的為其成員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價值觀體系、行為準則和共同的作風的總和。高等院校作為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基地的社會職能，決定了育人是院校文化的本質，育人功能是院校文化的本體功能，其中，“‘文’是育人的核心內容，‘化’是育人的基本方法。”[3]同時，高等院校所承擔的傳承優秀文化和創新思想文化的社會職能，又決定了高校文化傳承創新與高質量人才培養是一個相互融合的過程，而不論是文化傳承創新還是高質量人才培養，都需要有優秀、深厚的文化積淀為基礎，因為“文明守衛、人文化成、價值批判和引領社會”是高校文化傳承創新的使命與核心重點[4]，要求高校必須以人類先進的思想文化成果為核心內容，堅守并提升文化建設的品質，并以此培養出高素質、高質量的創新人才。因此，追求并打造高品質的院校文化，既是院校文化建設的重點，也應成為科教城文化建設的重點。
從院校文化的育人本質出發，高品質的院校文化應是有助于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著力培養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善于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由此要求高等院校在院校文化建設中，首先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在繼承、弘揚、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校人才培養的定位與目標，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校風校訓。對于絕大多數院校而言，這點顯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如何深入研究大學生選擇、接受、認同校訓中所包涵的價值觀的心理機制和教育機制，以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組織文化、精神文化等形態，通過規章制度、校園環境、師德建設、課程教學、課外活動等途徑，對學生進行持之以恒、全方位地滲透和影響，力圖使理想的人才培養目標變成培養高質量人才的實際。其次，中國高等院校的文化建設中應格外重視人文精神的涵育與弘揚，尤其對于以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高等職業院校而言，加強對學生人文知識的傳承，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將從根本上改善和提高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質量。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教育的主要工作無疑應該與學生的生存技能有關，為他們提供改造物質世界的本領和能力，但教育的本質屬性決定了高等教育更應該致力于提升和豐富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因為走向社會的高校畢業生不能僅是掌握某一方面技能、技術的“才”，他/她更應是一個有著豐富思想、意識、情感的“人”，所以，“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大學，不僅要培養出大批的科學家、工程師、律師、會計師和計算機專家，更應該塑造出睿智的靈魂，培育出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崇高的道德情懷的健全人格。”[5] 有助于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院校文化，其品質之高正在于其具有豐富的人文精神內涵。
四、強化科技文化育人意識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特色
文化建設既是通過各種方式、手段宣傳與弘揚群體共有的行為模式，使之為群體成員接受、認可并落實在其行為中；同時，文化建設又是文化的整合過程，即不同群體文化之間相互吸收、融合為新的文化的過程，故而從某種意義上論，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的實質上是園區內各種文化的整合，即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三者間相互吸收、融化、調和而趨于一體化，逐漸形成富有科教城園區特色的園區文化體系的過程。對于常州科教城文化建設而言，彰顯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中所包含的育人因素，強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育人功能，應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特色所在。
常州科教城內現有數百所科研機構與高科技企業，它們主要從事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與創新、新技術新成果轉化和應用推廣。無論是科研機構還是科技企業，都是由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人員所組成的特定“共同體”，在從事科技研發和經營管理活動過程中，自然會形成具有科技研發與經營管理活動特點的、為大家所共同遵循的價值觀、道德觀、團隊精神、行為準則，它們以有意無意的方式滲透到團體中每個成員的思想意識、行為習慣之中，構成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主體，通過單位形象、制度規范、管理模式等表現出來，影響、激勵、規范著團體中的每個成員。所以，雖然不像高等院校以人才培養為根本任務，但文化所特有的教化屬性，使得科研機構的科技文化、高科技企業的企業文化同樣具有育人功能。
文化所具有的“有而無在”、“整體性”、“差異性”等特點[6]，令文化是以看不見摸不著但能夠體驗得到的方式，全方位、持續地作用于生活在特定文化共同體中的每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化育個人。但是，由于每個人天賦、經歷和需求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導致對文化影響的感受、體驗及賦予意義和價值存在著差異，使得教化的效果因人而異。文化的這些特點使得文化以無形的方式化于育人心，這既是文化育人所特有的強大威力所在，同時也是文化育人的作用容易被忽視、漠視的原因所在。從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角度論，加強科技文化和企業文化建設，理應有意識地強化文化的育人功能，這不僅有助于提高科研人員、企業經管人員的素質，也會通過文化的傳播與分享作用，對科教城中的大學生產生教育作用，有助于提升大學生的綜合素質。
總之，科教城的興建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高科技企業聚集一處，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提供了信息資源、人才資源、裝備資源、公共服務等方面資源共享的平臺。加強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形成有助于高素質創新人才成長的思想觀念、價值導向與行為模式，將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提高人才培養水平營造良好氛圍，也將為提升科教城文化品位、塑造科教城品牌形象提供持續不竭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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