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1-09 10:15:2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人文價值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同人文學
1、定義
同人一詞來自日語的“どうじん”，也有人認為來自中國。原指有著相同志向的人們、同好。作為ACG文化的用詞，所指的是，由漫畫、動畫、游戲、小說、影視等作品甚至現實里已知的人物、設定衍生出來的文章及其他如圖片影音游戲等等，或“自主”的創作。所以同人文學就是根據對這些人物的二次創造產生出來的文章，同人文學的創作者一般都是原作或者現實人物的追隨者，而非原作者。受原作的流行程度和主人公身份的影響，同人文學也只在小眾范圍內傳播。
2、特點
同人文學是網絡文學的一個小支流，與傳統作家相比，同人文學具備網絡文學的基本特征；但是與主流網絡文學相比較，它自身又顯示出獨特的一面。
首先，創作者群體特點。總體上看，創作者具有網絡文學創作者的廣義特征：青春性，主要在16到30歲之間；寫作目的以樂趣為主，追求個性，富有幻想和夢想；業余性、即非職業化寫作。具體來說，同人文學創作者的年齡更加偏低，20歲以下占極大比重，也就是說，學生群體為同人文學的主要創作者；如果說網絡文學創作者經過千錘百煉，還能夠得以殺出重圍、修成正果，如《鬼吹燈》系列和《明朝那些事兒》系列的作者“天下霸唱”和“當年明月”，在07年作家富豪榜上分別以280萬和225萬的版稅收入位居第19位和22位，超過了劉心武、石鐘山等知名作家，那么同人文學創作者將是幾乎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的無名小卒，而得以投身職業作家，躋身上榜富豪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其寫作目的更加單純，完全是依據個人心情和好惡；網絡文學創作者的性別劃分主要以作品題材區別，如武俠玄幻歷史題材主要為男性，女性則以言情題材為主；而同人文學則以女性為主要創作群體，特別是涉及耽美題材。
其次，作品的商業價值。個別網絡文學作家作品得以修成正果是賴其蘊含的商業價值：網站依靠其影響力能夠獲得點擊率，作品出版甚至盜版能夠獲得利潤，與作品相關的游戲、影視、音樂開發也具有潛在的巨大價值，如由蕭鼎代表作《誅仙》不僅有數以千萬計的點擊率，由它開發的同名游戲也日進斗金。與如此景氣的網絡文學商業價值相比較，同人文學倍顯凄慘。具體的同人文學作品的受眾是非常單一的，如動畫片《犬夜叉》的同人小說《夕顏》是以殺生丸和玲兩個人物的感情為主線，而這篇文章的讀者首先要觀賞或了解這部動畫片，其次要喜歡殺玲配對，再次需要關注，至少不排斥同人作品，經過層層篩選，還要除去不合胃口的讀者。所以個性化、精神化、非商業化在這里展現的更加淋漓盡致。
第三，原創性和受限性。網絡文學標榜原創，人物塑造、情節安排主張獨立完成，盡管部分武俠、言情作品無論從風格、人物還是情節套路都與當代名家，如金庸、古龍、張愛玲諸位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這些情感和思維的巧合基本不會影響到人們對流行網絡文學原創程度的認同。與此相對，顯而易見，同人文學是植根于動漫、影視等媒介的土壤所開出來的文學之花，創作者可以盡情隨性來衍生劇情、插入自創人物、混合人物、設定異時空和惡搞，但是好的同人作品還是會要求與人物與原作性格相符合，所以從語言動作到情節發展都要考慮得當，這樣才能夠使讀者投入并且加深對人物的情感。同人文學的這種受限性為“低齡”創作者的飛舞戴上了枷鎖。
二、同人文學所體現的反傳統性
德國劇作家波托爾特•布萊希特說藝術從來都不是無的放矢的，同人文學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現世界的特定表象。同人文學沒有走上網絡文學高度商業化的模式，也不會像傳統文學一般為權威附上神圣的光環。平等自由、志同道合是它的平臺，這使得同人文學得以更加開放、個性和純粹。從不同的角度闡釋同人文學，可以解讀出作品中對現實價值的重估與個體情感的張揚。
1、理性的體現同人作品體現創作者與接受者的身份重合。通過同人作品，可以看出觀眾與動漫、影視劇，或者說同其創作者的關系是被動接受變為主動創作。如對《名偵探柯南》中作者為吸引觀眾而設定了新一、小蘭和小哀的三角關系，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配對，而面對作者一拖再拖、幽深隱晦的情節進程，觀眾不再被動挨打，而是主動出擊，創作出新蘭、柯哀各種同人文，以供安撫。觀眾既作為接受者，為人物關系、情節結構所羈絆，又作為創造者，續寫或者改寫人物命運，主動迎合自身的情感體驗和心理期待，不再僅僅是任人擺布地為他人布下的結局所喜所憂，而是要積極地陷阱、依據個人意志完成心愿。接受美學認為作品只有經過讀者的閱讀和闡釋才算最終完成。羅蘭•巴特也提出文本開放的理念，文本在接受讀者閱讀過程中并不是靜態的，而是需要讀者去創造。而同人文學的出現和發展，就是這種完成最外化的體現。后現代元小說能夠讓讀者認清小說的虛構性質，也引導讀者看到貌似逼真的世界里，卻充滿了幻覺和荒謬。同人文學在虛構之上所進行的虛構，看似感性，實含理性。與其癡癡地被他人所設置的迷幻所欺騙，不如自主創造所期望的世界，即使不可能完全擺脫控制，也不至于完全為虛構世界所奴役。
2、對傳統道德的消解道德觀念的樹立能夠幫助意識形態更牢靠的對人們進行控制和操縱。威嚴肅穆的傳統道德會隨著時間的前進而被瓦解、取代，進而黯然退場。在歷史上，各種正值壯年的道德都有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機會。在人們對捉摸不定的宏大敘事感到疲憊的后現代社會中，人們對能夠把握的個體情感體驗投入了更多的關懷。
（1）同性戀一提到同人小說，最普遍的誤解應該是關于同性戀的作品。的確，讀者對同人文學中的同性戀題材已經習以為常，耽美類作品在同人文學中占有較大比重。許多后現代作品中，一直處在主流文化邊緣、一直被忽視的非主流文化受到了人們的關注，文化的多元性得以更加立體。同性戀便是其中的幸運兒，盡管有很多人還不能對同性戀張開懷抱，可是在同人的世界里，單純美好的同性戀情早已得到認可。在女性為主要群體的同人文學世界中，對男男的愛戴可以理解為女性欣賞男性的心理體驗，是對社會倫理的挑戰，體現了女性自主意識抬頭，不甘心做一個被觀看甚至被欲望的性別，企圖擺脫傳統女性“被觀看”的命運。這不僅是對性取向自由選擇的伸張，也體現了女性對傳統道德束縛的輕視。
（2）反傳統性H文和清水文是對同人文學的一種簡單分類。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帶有直白的性描寫或者黃色信息，而后者連小孩子都能夠閱讀。不管是具有邪目的，還是抒發人性的美，涉及大尺度性描寫的作品已經屢見不鮮，但創作主體卻是仍然以成人為主。而同人作品的創作者大部分為低齡女性，她們對性的抒寫尺度極為跨越，年輕的閱讀者們對H文充滿期待，不論是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顯示出了落落大方的姿態與平靜坦然的心態。這與傳統觀念中的兒童形象相差甚遠。在傳統教育中，“尤其是在女子教育中，傳統道德更是竭力使她們對無知并且視為最可怕的恥辱，而結婚卻閃電似地把她們投入性生活之中，兩相沖突，在她們心理上造成病態的癥結。這是一般女子比男子更懦弱順從的重要原因。”這樣看來，低齡女性的創作既是對傳統道德觀念的反抗，也體現了新時代中，人們對自我的認可。
三、辯證看待同人文學
同人文學作為網絡文學的一種，也被人看到了顯著的缺陷。創作的隨意性，使得同人作品汗牛充棟，卻良莠不齊；愛情幾乎是所有同人文的主題，顯得題材單一；缺少思想性、文學性，少深度。而且過于自由的形式，難免產生嘩眾取寵、趣味低下的內容。但是在這個平等、自由的平臺之上，粗制濫造的文章很容易就埋沒在了同人文大軍之下。所以同人文學自主發展，也在自我調節。同人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的自由，為她們提供了滿足自我的空間。文學即人學，同人文學作為業余的文學也是對人和社會的反應，同人文學從創作者、接受者和文本自身，都是對時代的產物，并且反射時代。
人文價值教育提倡教師利用身邊的素材或資源，在教學中滲透五大人文價值，并進一步指出：真理、和平、正當行為和非暴力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從根本上依賴于仁愛。當仁愛與思想相聯，就演變為真理；當仁愛被引入你的活動之中，你的活動就演變為正當行為；當你的感覺里飽含仁愛時，你的心靈就充滿了高尚的和平；當你讓仁愛指導你的理解與推理時，你的智能里就充滿了仁愛。由此可見，人文價值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體的，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每個教師都可以利用身邊的素材或資源，在自己的教學活動中開展生動活潑的人文價值教育，從而提升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人文觀念和道德品行。一是系統分析教材，挖掘價值滲透切入點。首先，把整套教材中包含人文價值教育主題的相關課文羅列出來，有利于整體把握教材。其次，在講授某課前對教材涉及的人文價值理念進行梳理，并確立為“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維度的教學目標。最后是依據教學目標開發體現人文價值的多媒體課件，包括音樂、圖片和格言等。二是補充本土資源，提升價值滲透效果。本土資源指的是學生身邊的人事物，比如班級里的“好人好事”和圖書中的“警醒教訓”等，這樣的價值滲透會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講授人教版第八冊《自然之道》時，可以讓學生補充分享自己“圈養雛鳥”“一天多次給金魚喂食”等出于好意卻違背自然之道的故事，這樣學生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自然之道”，同時學到了“尊重”“關懷”和“同情”等人文價值。
二、實施靜思，提升教學效果
人文價值教育把靜思看作滲透人文價值的一種教學模式，主要是在課前2至3分鐘進行，目的是培養學生心境平和的價值觀。而語文教學則認為靜思是語文課堂的一種教學形態，主要是營造安靜的讀書場和促進學生思維的深化。可見，兩種靜思的理念是一致的，巧用兩種不同理念的靜思將能最大程度地提升語文教學效果。人文價值教育理念下的課前靜思可以讓學生放松身心、集中注意力和進入課文情境。靜思的操作方法很簡單：它以靜坐數分鐘為主要形式，過程中一般伴以音樂或引導語，研究證明它具有提高注意力、放松心態、促進記憶和認識自我等作用。例如在講授人教版第九冊《慈母情懷》之前，首先讓學生閉上眼睛，平穩而有節奏地深呼吸，靜心聆聽樂曲《懂你》；然后在大腦中回憶并想象母親關愛自己的場景，溫習母愛，感受母愛；待學生進入狀態后教師吟誦導語“：愛是冬日里的一片陽光，給人溫暖；愛是沙漠里的泉水，給人希望；愛是給予，愛是力量。有份愛一直溫暖著作家梁曉聲的記憶，今天我們就和他一起用心去品味那本《青年近衛軍》中蘊含的母愛吧！”語文教學中的靜思是一種教學形態，其作用是營造安靜的讀書場和促進學生思維的深化。著名特級教師竇桂梅在《書聲朗朗與靜思默想》一文中也曾論述“：‘讀’”并不只是表現為抑揚頓挫的聲音，也有靜思默想的默讀。因此，我們應該思考一個我們忽視的問題，那就是課堂要給學生一個默默讀書的‘場’，一個默默品味的‘場’，也就是營造一個‘靜靜學習的場’。”有效的語文教學應該是動靜結合的、張弛有度的。
三、總結
此種分歧與危機，不僅表現在外部，即科學共同體與人文共同體之間難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現在內部，即科學作為求知體系，其客觀基礎與主觀的人文歷史因素之間的張力已經表面化，而使科學的理性基礎受到質疑。盡管近年來人類的技術力量呈空前的膨脹式發展，然而科學的自信，科學在學術中的尊嚴，卻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紀詩人頗普所謂“上帝說要有牛頓，于是有了光。”的那種對科學的崇敬，十九世紀對科學文明進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紀中期以前對科學可靠基礎的信心，皆已受到種種批判而發生動搖。
科學的概念更迭
雖然對基礎主義的批判發韌于科學哲學家如卡爾·波帕，然而科學內部的理論概念發生重大更迭，則屬先行。1905年愛因斯坦已完成狹義相對論。1915年他發表的數學理論已將相對論推廣到引力加速運動。量子力學的基本完成時期約在1900至1927年之間。哥德爾定理發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諸如此類的理論所提出的新觀念，已足以擾亂既有的科學秩序。
本來，就物理科學而言，新理論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學概念，如：絕對時空、以太、引力即時效應、歐幾里德空間普遍有效、光按直線投向空間、物體無最大限度速度，諸如此類。而且新理論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學在一般領域里的應用。比如海森伯格測不準原理的方程為：
Dc·Dr³¾p
其中Dc為一電子位置測定誤差，Dr為其動量測定誤差，h為普朗克常數。電子位置測定越準確，則動量測定越不準確。由于直線動量為質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時測定電子的位置與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時測定電子的能量與具有此能量的時間。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數的值極低，約為6.625×10爾格/秒，故這個原理僅適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觀領域，對牛頓力學領域的計算并無實際意義。但是在哲學觀念上，其意義則遠不只此。傳統上認為，邏輯的普遍性在于，邏輯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適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個領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適用，則邏輯的普遍性便已成為問題。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爾理論對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戰。因而對整體與局部的關系這個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傳統分類法，甚至對物質及其客觀性，也提出質疑。而這一切又與相對論揚棄絕對時空有關。傳統分類法以排中律為基礎，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與速度不能這樣簡單分類。傳統所謂整體包涵局部，指一實體在空間或時間上包涵之。相對論和海森伯格方程則認為，一實體處于另一實體的時空域之內，為包涵關系。玻爾認為，電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邏輯上矛盾，但在經驗中是事實。海森伯格的測不準原理可以理解為，粒子僅有統計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為，僅當有人觀察它的時候才有位置。相對論的質量依據在運動中的速度相對于觀察者，也說明物質的形態依賴于觀察者。對原子結構的認識，無論湯姆遜、盧瑟福、玻爾模型，皆是理論建構，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適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質的外延不清，客觀性模糊。
更有興味的是，純數學理論也得出類似結果。非歐幾里德幾何的出現，使幾個幾何體系適用于同一人類空間經驗。漢密爾敦的四元數理論證明a×b¹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論證明，一個公理的集合可以導出本質上不同的解釋理論。哥德爾定理認為：一，在任何一個數論的形式體系中，皆有一個真公式，即不可確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證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證明；二，在數論的形式體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該體系中證明。如果推而廣之，彷佛可以說，一個理論體系，求其一致則不完整，求其完整則不一致；一個理論體系的一致性只能在體系以外得到證明。也就是對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質疑。亞里士多德的科學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詞項定義不變的基礎上，根據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導出知識體系。直到現代邏輯經驗論亦認為，理性與直覺經驗是知識的可靠保證，而理性便是邏輯性。如果邏輯性受到質疑，則作為求知可靠基礎的理性便已發生動搖。批判與反思
科學內部既已發生重大變革，對于此種變革的哲學反思，加上其他社會條件，也就順勢形成一股對于科學的可靠基礎，乃至對理性，甚至對西方文化的所謂現代性，進行批判的思潮。遠在四十年代，卡爾·波帕已提出證偽理論，以批判當時公認的方法論。他否定歸納法，認為歸納根本不存在。知識的獲得只是通過錯誤假說的被否定。“從變形蟲到愛因斯坦，知識的增長從來相同。”“動物的知識，前科學的知識，其增長以消滅持有錯誤假說者為代價；而科學的批判，則常以理論代人受難，在錯誤信念將吾人引向毀滅之前先行消滅它們。”（KarlPopper,ObjectiveKnowledge,Oxford,1972,p.261）既然歸納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學也就難有確定的基礎。波帕把科學家比作給自己房間畫地圖的人。他必須把他正在畫的地圖也包括在這張地圖之內。“他的任務不可能完成，因為他必須把他畫地圖的最后一筆也畫在地圖里面。”(TheOpenUniverse,London,1982,p.109.)這是對邏輯經驗論那種充滿自信的證明理論的諷刺性寫照。然而歸納法作為一種方法策略，不僅是科學求知中歷來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蘊涵于證偽方法之中。“一切天鵝皆為白色”這個判斷，只要發現一只黑天鵝便可以證偽。然而若要確立這個全稱判斷，以及在黑色鳥類中確認一只黑天鵝，皆離不開歸納方法。后來，波帕的學生萊卡托斯試圖用“研究綱領”來說明科學知識的內容增長，然而亦未能提出統一的知識標準。
六十年代初期，庫恩提出“范式”理論。科學的發展據稱是由于“科學范式”的更迭。科學共同體從同一模式中學習專業知識，根據同一模式從事科學研究，接受相同的實踐規則的制約。建構理論和設計證明，不再是依據邏輯經驗論所謂的統一方法，而是科學共同體在一定歷史社會條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學范式中有若干社會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內，故科學知識的增長沒有確切的理性基礎。不同時代的范式之間不可通約，彷佛科學發展沒有連續性。然而歷史事實并非如此。比如牛頓體系的“質量”不變，相對論的“質量”根據運動的速度而變化，二者并不同義。然而兩個術語指稱的卻是同一物理現象，只是相對論的“質量”從屬于一個更為確切的解釋理論，其說明域超過牛頓力學的低速領域。又如，吉爾伯特、弗蘭克林、麥克斯韋理論中的“電”概念十分不同，但三個術語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現象。于此可知，不同時代的理論之間并非沒有共同的理性基礎。
蒯因的“翻譯不確定論”既欲說明不同文化語言之間的翻譯不可能，又欲說明不同理論之間的不可通譯。蒯因最終訴諸外在的行為主義標準，彷佛在語言邏輯的用法中沒有共同的理性基礎。然而對外在行為的觀察、判斷、陳述、驗證皆必須通過本己的語言。可見不同語言之間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礎。蒯因則認為理論之間沒有相通的理性基礎，知識的來源只是感覺。“不存在外在的基點和第一哲學。”（W.V.Quine,OntologicalRelativity,NewYork,1969,p.127.）“自然科學說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學是正確的，而我們判斷其是否正確大體取決于預測的經驗檢驗，便是如此。”(“StructureandNature”,JournalofPhilosophy[89],1992,p.9)“不論自然科學的可錯性如何，自然科學的一個發現是：吾人關于世界的知識只是感覺接受器所受的影響。”(ThePursuitofTruth,Cambridge,1990,p.19)在早期的《經驗論的兩大教條》中，蒯因認為，吾人所謂的知識，乃是一個人為構造物。科學理論的中心是形上學陳述和數學邏輯陳述，其外一層為物理學陳述，更外層為經驗陳述，最外層與經驗相接。其中任何陳述皆不與具體經驗一一對應。原則上可對任何部分的陳述作出足夠的調整以適應相反的經驗。彷佛知識的結構與實在的結構之間沒有確切的關系。然而事實上，新的理論成功地代替舊理論，正是新理論的結構更確切地說明實在結構的緣故。牛頓三定律可以導出150多個命題，解釋大量地球和天體現象。凡是可用相對論代替這些解釋的地方，皆是新理論更確切解釋實在的地方。費耶阿本則反對一切方法。他認為不可能有預設的合理性標準。科學真理只是一種修詞，并無客觀內容。但他又承認科學的成功。不過，這種成功只是由于科學家長期不懈地研究某一問題的結果。他們的過分之舉，總會被其他學派的過分之舉所抵消。費耶阿本稱，他可以否定科學真理，而把這個判斷當作真理提出來，猶如他可以用德語來宣稱德語不如拉丁語。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種語言，而是使各種語言得以通譯的理性標準。正因為客觀上存在這種標準，他才能夠把“反對方法”當作一組真陳述提出來。他卻主張科學不需要任何理性標準，Allgoes!所以庫恩稱之為vaguelyobscene。
晚近的方法論研究，多探尋如何重建理性標準。廈皮爾、勞丹等人便是如此。勞丹批評庫恩、費耶阿本對歷史連續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傳統”，其中既包涵科學理論，又涵容本體論體系。然而他忽略統一的邏輯和對應規則，故在科學術語的陳述與本體論陳述構成真問題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統一標準。比如數學證明和歷史解釋之間如何對比，便成為問題。近年語義派的科學哲學家如薩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繆勒等以集合論方式進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認結果。
總之，由坎貝爾、賴欣巴赫、卡納普等人代表的邏輯經驗論“標準方法論”，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徹底的批判。批判的重點大抵在：科學術語區分為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在語義學上沒有根據；理論術語無需語義規則定義，并無根據；對應規則的特殊語義功能沒有根據；觀察語言由對應規則定義，不可能不受到理論的滲透；科學理論被當作完成的科學報告，而非歷史中科學共同體的建構物，與史實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質疑。這些批評多半可以解釋為，被“標準方法”排斥于科學理論之外的人文價值，實際上在科學理論之內。
科學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價值不僅在科學的理論構成之內，而且可以說，科學本身原是一種人文理想。科學不是自然的產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發產生科學。科學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產物。所謂人文，humanitas，原指人類；引申為人性，人的情感；轉為人的文化、教養、教育。漢語“人文”，指禮樂教化，如《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穎達疏：“言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狹義，專指儒家教化。廣義的人文則指人類文化的內涵，以及相關的學術藝文。
人類科學產生在古代希臘，有一些明顯的必要條件。人要系統地揭開自然之謎，必對自然有一種對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視為與人一體，則必流于感悟冥思，不會視為研究對象（在結構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這便需要一種主客二分的語境。古希臘恰有這種發達的語境。其次，必有一種信念，確信人是理性動物，而自然有著內在的理性結構，故人可以系統地揭示自然。古希臘恰有這種哲學。此外，古希臘人恰有一種以數學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結構的信仰，而又恰有歐幾里德幾何這一發達的公理化體系。亞里士多德科學，便是從理性前提出發，以公理系統演繹方式，全面揭示有著內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種價值理想。這樣的科學，必出自這樣的文化語境，和這樣的人文理想。科學的發生，出自對自然的好奇與理性求知的態度，與利用自然和生產力無關。科學與利用自然的態度結合起來，此事發生相當晚，乃是出于另一種價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對科學發展的影響，約有三個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種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雖為偶性存在，卻不是任意紊亂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創造了具有內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創造了人類，故理性的人類可以全面揭開世界之謎。三，人類是上帝救贖計劃的中心，自然是人類利用的對象，“你們要生養許多兒女，使你們的后代遍滿全世界，控制大地。”（現代中文譯本《舊約·創世紀》1）此種觀念，顯然與希臘思想不同。希臘人對于自然的興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對自然的態度則是利用控制。希臘人認為自然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過公理系統演繹方式推導出關于自然的知識；而基督教文化則認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須通過經驗的方式一點一滴地揭開自然之謎。惟其希臘的科學理想是演繹推導，故希臘人沒有興趣作實驗。歐洲最早的實驗科學，產生于中世紀的修道院。亞里士多德關于落體的速度取決于重量的錯誤理論，上下一千年，竟沒有人費神去驗證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時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學理想上升的時代），才被實驗證偽。
然而古希臘的科學理想，卻并未因為實驗科學的產生和發展而整體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學作為一種人文理想，始終處于西方文化兩大淵源的交互影響之下。亞里士多德關于求知的確切理性基礎，關于“歐幾里德支點”的信念，公理化體系中蘊涵的簡單性原則（以最少前提建構理論），以及柏拉圖和多數希臘哲學家關于幾何形式和諧完美的理想，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說直抵今日。不僅希臘和希臘化時代，而且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理論，也大抵（并非僅僅）是此種科學理想的產物。只是不同理論在構成時，對這種理念的理解和詮釋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羅密體系在數學上不和諧，才著手對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著圓形這個完美幾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橢圓形天體軌道模型。開普勒的行星運動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數方面的和諧比率：行星矢徑在相等相間掃過相等面積、行星公轉周期的平方正比于與太陽距離的立方、行星遠日點和近日點之間角速度的變化用樂譜形式標出。牛頓正是繼承此種思路，從行星運動定律中導出具有數的和諧的萬有引力定律。現代科學理論，如電磁場結構理論，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引力場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統一場論，巴爾末公式，量子力學矩陣方程，分子生物學大分子立體結構理論等，皆與上述人文理想或本體論理念有關。科學家往往認為，數學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價值。迪拉克正是在對稱和諧的美學理想推動下，預設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僅科學本身原是一種人文理想，而且科學理論的建構，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學前設（如自然規律性、齊一性等）為必要條件。此外，科學理論的建構，往往以美學理想或本體論理念為出發點或啟發動力。再者，科學共同體所遵守的規范體現某些倫理價值，以及諸如此類，也是科學中的人文理想，此處不遑多論。人文價值對于科學理論的關系，有二特點：既開拓又限制理論的視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潛前提或背景知識的形式影響理論，鮮有作為公理或輔助假說而納入公理體系者。
價值與事實
將科學中的價值原則與事實原則分開，并且力圖將價值原則排除出科學之外而否認之，此事發生頗晚。早期的自然哲學或科學，并不排除價值。柏拉圖的知識論，以理念為基礎，而最高理念則是善的理念。求知與求善相統一。亞里士多德以科學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體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紀的科學家為修道士。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家，既援引希臘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誠的教徒。十六七世紀的科學家如笛卡爾，其體系多援引教義。大概十八世紀是將價值原則與事實原則分開的決定性時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紀的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他詳細論證自然知識靠理性之光，不靠啟示，也就賦予科學求知以獨立于價值的性質。十三四世紀的經驗論者和唯名論者也多有類似的見解。經驗論的傳統在英國不絕如縷。十八世紀的休謨乃起而在邏輯上證明價值陳述不可能從事實陳述中推導出來。康德將科學與倫理、文藝、宗教分開。十九世紀以來，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受到兩方面的推動。非理性論者如尼采，強調這種分離，而實證論者也多重視這種分離。直至邏輯經驗論派，則認為形上學陳述沒有意義，價值只是主觀情感或態度，科學為價值中立的知識體系。石里克認為，倫理學也是科學，倫理學家的最大危險便是成為道德家。0訋0g?/p>六十年代以來，科學中價值原則與事實原則的分離，已受到所謂歷史主義，乃至所謂后現代思潮的徹底批判，至于達到矯枉過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學哲學家在普林斯頓演講，聽眾中有人提問：你的口氣彷佛說科學和理性及實在有關？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見，大抵認為科學陳述為工具性，也就是對科學中的事實原則十分懷疑。此與實用主義傳統有關。皮爾斯主張，真理的界定最終是協議的產物。杜威則稱，一切知識皆為工具性。此外，與后現代思潮有關。R.羅蒂稱：“科學根本不是人類理性的典范，而是‘人們協議’的典范。”(R.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Truth,PhilosophicalPapers,vol.I,Cambridge,1991,p.39.)費耶阿本宣稱，科學真理只是修詞，并無客觀內容。以及諸如此類。
實際情況是否如此？科學理論構成中，確實有價值因素，科學有隱含的或自覺的價值原則，已如上述。科學的所謂觀察語言，并非中立。觀察術語由理論定義。例如按照所謂標準方法論，氣體分子運動理論的一個公設是：(x)(GxÉQx)，讀為“凡氣體皆為分子組成”。其中觀察術語G被該理論的語義規則定義為“一個氣體標本的屬性”，這樣，對應規則語句中的觀察術語也就不是獨立于理論的中立語言了。然而盡管如此，成功的科學理論，總是與日常語言中的實在有著操作性的對應關系。這種操作，在不同社會，不同文化語境中，可以同樣實現。一個科學實驗，不論其程序設計、儀器制造、觀察條件受到如何的理論影響，也不論其結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論詮釋，然而同一實驗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重復，也就說明該實驗不是一個社會學的過程。理論“滲透”觀察，也不必然影響觀察的有效。著名的實例是太陽中子接收實驗。這里，“弱互作用理論”既是設計接收器的觀察理論，又是待驗證理論。按照“循環驗證”的假設，實驗結果應與理論的預測一致。然而實驗結果卻并不一致。一個科學理論往往是一個復雜的公理系統。一個實驗不可能驗證全系統，而是驗證其未知部分。只要觀察理論沒有影響這未知部分，便不會影響實驗的有效。
價值原則與事實原則是科學的兩大原則，不可偏廢。價值原則體現于本體論或基本前提。事實原則雖然也是一種價值理想，卻貫徹于理論和觀察的全過程。無論解釋理論、觀察理論或觀察操作，皆必貫徹事實原則，科學方能與日常語言中的實在發生可操作的對應關系。勿論問題的提出、理論的建構、邏輯的推導中涵有如何的價值因素，也勿論觀察與證據中涵有如何的詮釋成份，在理性批評精神和事實原則的引導下，科學家總有可能在一定時空條件下訴諸最可信的理由和證據，在理論和經驗的不斷擴展中發現和糾正錯誤，對發展中被人理解的實在之結構獲得越來越深刻的認識。
認識與真理
事實原則使科學訴諸理性、邏輯和經驗證據。理性作為秩序原則，其內涵在歷史中有所發展，但迄今并未能廢棄秩序原則。一切所謂非理性的力圖廢棄秩序原則的論證或語句，只要能讓人明白，必訴諸秩序原則，而秩序原則的核心便是邏輯性。
邏輯性是蘊涵于語言中的基本約定。邏輯理論在歷史中發展，人對邏輯規律的理解不斷深化，但只要語言尚在，邏輯性亦不可廢棄。筆者曾做過一個非實驗室條件下的簡單實驗。對象是一歲半到兩歲、正在學會說話、智力發展良好的兒童。方法：一，以紙板做成一個圓形、一個正方形。二，以圓形出示一個兒童，教他（她）說“這是圓的。”重復幾遍，直到問他（她）：“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說出：“這是圓的。”三，以同樣方式教會他（她）認出正方形。四，出示圓形，問：“這是不是又是圓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圓的又是方的，是圓的！”然后出示方形，結果大抵相同。上述實驗或者有助于說明，邏輯性乃是與語言同時學會的一種基本約定。語言在，邏輯性便在。邏輯規律和理論，是對邏輯性的體系化。正如其他理論，邏輯理論也可錯，可發展，可糾正。有人或者認為，哥德爾定理之類的數學理論已經證明矛盾律無效。其實哥德爾正是嚴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導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爾定理僅僅否定在一個數論體系內部證明該體系一致性的可能性。當代對邏輯性已有前所未聞的深刻理解，這對于科學理論的意義，不在于放棄邏輯性，而在于：不可將邏輯視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驗保證。人所知道的邏輯，是人類語言約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則及其體系化，卻未必是世界結構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是否處于初級蒙昧階段，這個問題，由于缺乏整個世界的資料，根本無法回答。以人類語言約定的秩序原理來規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對世界的一種無理強制。此種倨傲是歐洲理性主義的致命弱點，其淵源既出自又出自更古老的本體論。所幸者，現代人類智慧對此已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在科學研究中，我們必須遵循現有的邏輯規則，來進行一切思維和操作，同時又不能以此來預設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階段，凡依據充足理由和證據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論與當時邏輯信念是否一致，亦應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論修訂分配律，便是一個實例。正如我們不可能為信念提供證明，卻必須接受價值原則一樣，我們也必須接受邏輯原則，因為若沒有這些原則我們連一步也邁不出去。這便是人類理性的兩難處境。那么科學知識有沒有真理性？如果科學理論有價值前設，觀察受理論影響，而邏輯是語言約定，那么如何保證科學知識不是循環論證和驗證，而是對客觀實在的結構之認識？這已經涉及認識論及真理標準問題。自本文目的而言，僅能最扼要地陳明筆者的理論。
人與世界的接觸，僅能通過感覺接受器，而感覺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簡單的印象。即使簡單的印象，也已經加工組織過。世上沒有純粹的感覺。感覺中涵有預期，而人的預期受語言中的觀念影響。連什么是“正常”的感覺，也由不同的理論規定。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綜合原則，馬赫的感覺要素，牛頓的絕對時空，董仲舒的“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王陽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響人的感覺。同理，科學通過觀察與世界的接觸，無論感覺的范圍傾向，儀器的構造，抑觀察的方法，皆受理論的規定。建構理論必須通過秩序原則、價值原則、事實原則等等，以及特定歷史中的知識構成、科學規范，加以個人的靈感創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內的因素。“從經驗到基本假說沒有邏輯通路。”最后驗證必須通過證明理論。歸根結蒂，科學并未與實在本身發生任何接觸。科學的一切活動，皆在人的理性、價值、語言之內。“我的語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種理論可以通過不止一種邏輯來公理化，理論不等于理論的陳述。一個實驗可以在不同社會條件下重復。科學的應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語境。凡此皆說明，科學知識并不絕對囿于語言之內，而與“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種操作性的對應關系。科學知識的這種客觀性，不是“協議”、“工具性”、“循環驗證”所能夠解釋。某些哲學家否定這種知識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義的傳統，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則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學知識的獲得，便是人類本身的秩序原則，加上種種輔助原則，與理論指導下觀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間，反復對比驗證的結果。換句話說，便是人與世界之間主客互動的理性求知活動之結果。世界的實在性，天人之間主客互動，理性求知、知行不離、動態綜合的真理標準，這些觀念皆來自中國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標準并非單一靜止的“符合”、“一貫”、“工具”，而是主客互動無窮往返的系統性對比。真理不是靜止的“上帝之眼”所獲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動無窮往返過程中的必然聯系。沒有實在客體，便不可能有這種互動，也就沒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協議或工具。然而實在并非物自體的自我呈現，而是主體根據自身的秩序原則和理論設計而觀察到的實在，這實在已經包涵主客互動。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無窮過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靜止的一貫。這無窮互動包涵可錯和自我糾錯，主體的認識恒常指向實在，益趨真切，故具真理性。這種互動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認識之后，猶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這種互動便是認識本身。
中國文化的機遇
如果希臘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經啟發出如此輝煌的科學創造，我們中國的偉大文化為什么不能啟發出同樣偉大的科學？諸如惠施十事之類的精微思辯，較之古希臘的形上思辯，并無遜色。墨經邏輯之縝密，亦不逮于古希臘邏輯。老子的本體論足以睥睨歐洲。儒者的求實精神，亦應有利于科學的建樹。中國古代不具備發達的公理化系統。然而明朝已經引入歐幾里德幾何，亦未見科學之出現。大概總體語境不利于認識主體的成熟，似是一大問題。古漢語結構不用系詞，難以運用邏輯常詞，也是大問題。此外缺乏相對獨立的知識共同體，以及社會權力結構難以作出明智的抉擇，也是問題。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謂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對我國的科學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說姑且不論，所謂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兩派舊說。天人一物，似源于莊子的所謂與萬物為一體的神秘體驗。程顥頗發揮之，如：“人與天地一物也。”“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語錄》十一、二上）陸王不必論矣。此種神秘體驗，作為個人體驗固無可非之，作為美學意境更是靈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為國民意識的一般語境，始終處于主客不分的囫圇狀態，則不利于主體意識之成長，對于科學理性、契約精神、民權思想之養成，皆有阻礙。所謂天人一理，則邵雍、張載、程伊、朱熹諸理學家皆發揮之，實為理學的一大理想。本義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與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稱：“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張載：“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種理想，作為個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蘊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種忽略在輿論中的弊害則甚大。中國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對于養成主體意識及科學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義理之天。既言天人，則天人已分。朱熹《仁說》：“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認物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這主賓之分，十分要緊。將自然視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學。如果成日家泛言同體，惟有含糊昏緩而已，何時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奧秘？古人論主客二分的地方極多。比如老子論為道，則主直覺，反用智，但是論及觀察萬物，則明顯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門別類用心觀察的科學精神。如：“萬物并作，吾以觀復。”“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經》論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天論》：“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韓非子·顯學》：“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王沖《論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程頤：“致知在格物……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后脫然自有貫通處。”（《語錄》十八）王夫之《尚書引義》：“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讀四書大全說·大學》：“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為主，而思辯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思辯為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辯之疑。”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總之，以主體立場詳細觀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悠久傳統，只是沒有獨立于人文學術而自成嚴密的邏輯體系而已。
自然與人的關系，既有對立緊張的一面，又有一體和諧的一面，必須全面領悟，不得偏廢。西方自中世紀以后，乃全傾向于對立與利用自然，于是視科學為對自然之權力。F.培根的名言最為代表：Ipsascientiapotestasest.（科學本身便是權力。）中國傳統則幾乎頃全力于一體和諧之說，幾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嚴厲：“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古代幾乎只有荀子講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實際上，人類的行為便蘊涵著天人二分與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資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劇消耗自然資源。由于西方的科學與價值脫節，對自然的片面領悟，以及自我和消費主體的畸形膨脹，已經造成濫戕濫用自然，不顧人類整體利益，毀壞人類生存環境的災難性后果。
也恰恰在這里，有著中國文化理想的機遇。我國文化傳統有著恢弘深邃的內涵。文化的發展固然有著許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簡單地按照自覺意志的指引而進行。然而只要擺脫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國學陳規，而從人類歷史趨向和當代人類需要的廣闊視野去體認之，也就可能發現中國文化新生的機緣。科學，市場，法治，乃是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普世性的體制，也許是人類歷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國的文化理想，只要經過正確的詮解，可以提供現代人類需要的自然觀、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原理。中國文化觀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體意識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諧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國人既把天視為可宰制可利用的對象，又視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莊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不勝枚舉。這便蘊涵著人與自然的主客互動的關系。同時，也認為自然有著內在的理性性質，人可以認識而預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有常而誠，實即內在理性。《說文·言部》：“誠，信也。”而《人部》：“信，誠也。”這里《說文》犯了循環定義的錯誤。《字匯·人部》：“信，不差爽也。”《廣韻·震韻》：“信，驗也。”不差爽而可驗的常行，即秩序原則。實在之內的有常以至其誠，即世界內在理性也。對自然的認識，既要以經驗的方法格一物復格一物地無窮反復進行，而最終理想又是類似統一場論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標準，便是人的理性原則與人所可能發現的自然秩序之間，無窮主客互動的對比。結語
不同于技術，科學是精神創造活動。創造需要靈感，而靈感要求那生我養我的文化沃土為源泉。譬諸音樂，如果中國的作曲家恒常依據西洋的音樂動機去譜曲，能作出偉大音樂否？科學創造，其理一也。歐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個時代的偉大科學。如今，那個時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謂現代性，已經顯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國的文化精神卻恰可補其不足，而取其所長。這里便涵有中國文化的機遇。曾有人放言高論，稱二十一世紀為中國的世紀。此語應作何解？“中國的”總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國的”似應指中國的貢獻。貢獻又在何處？僅僅亦步亦趨，可乎？僅僅“強大”，而無精神創造，可乎？沒有科學的偉大創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國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義矣。
(一)多樣化審計方式，提高審計效率
采用過程化審計的方式，由事后審計向事前、事中和事后審計并存轉變。通過事前、事中和事后審計。把審計工作貫穿于業務管理的全過程，進行全方位的監督和評價．有利于節省事后審計的工作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再者，人民銀行審計對象的復雜化和范圍的廣泛化，單純依靠手工的現場審計方法已日益暴露出其固有的局限性，為了克服這種局限性，將傳統的審計方法與利用計算機進行審計的先進方法相結合，將傳統的現場審計與非現場審計結合起來，減少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的耗費，降低審計成本，提高審計效益和效率。
(二)為風險管理服務，發揮內部控制效果
對于任何組織來說，風險管理都是其業務運行過程中的核心內容，有效的風險管理，良好的內部控制，為組織治理創造價值。內部審計作，通過提供風險識別及評估等方面的建議促進組織建立風險框架，通過指導和協調組織風險管理活動，保持和發展風險管理框架，幫助制定控制風險的策略，通過提供專項咨詢參與確定組織風險管理戰略，進一步改善風險管理框架，就風險應對措施的合理性、風險監控的及時性、恰當性、有效性等信息進行內部的交流和溝通。規避可能遇到的風險，從而實現增加企業價值的目的。再者，在對風險管理評價結果的基礎上，對其內部控制的恰當性和有效性進行深入的評價，通過評價內部控制狀況，衡量內部控制體系的建立程度和有效性，指出內部控制制度上的缺陷、制度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偏差，從而找出內部控制的薄弱環節。針對這些薄弱環節進而提出改進意見和建議，督促有關部門落實，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之內，實現組織價值增值。
(三)參與組織治理，增加組織價值
一個組織要進行有效的治理必須重視戰略計劃和決策制定過程。人民銀行內部審計則通過評價組織的戰略計劃和決策制定過程促進有效的組織治理，內部審計可以審查工作安排的合理性，是否與組織目標一致，是否有明確的階段花花．是否有合理的人、財、物等資源的安排等等，同時提出合理化建議以幫助其完成各項治理目標和工作計劃，最終實現價值增值。
(四)審計多樣化，實現組織價值增值
內部審計包括保證和咨詢兩類業務，人民銀行傳統內部審計屬于合規性審計，主要保證業務正常運行的范疇，針對管理中不足之處提出建設性意見。隨著知識的日新月異，業務不斷擴大和深入，決策層、管理層及其不同業務部門面臨的新問題越來越多，各式各樣的問題隨時都需要內部審計把脈問診，風險導向審計、績效審計、內部控制審計等多形式的審計產品應運而生，審計產品關注的重點不同、范圍不同、方式不同，可以提供多方位的保證和咨詢服務，最終增加了組織治理價值。
二、人民銀行內部審計實現價值增值的幾點思考
(一)價值增值目標強調的是一種理念
直接將內部審計的目標定位到與組織目標相一致，強調內部審計人員是重要的直接參與者。首先，內審部門應拋棄傳統的以查處問題為重點的審計理念，在整個審計過程中，以被審計單位的角色開展工作，努力與被審人員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強調被審計單位價值鏈，形成以內部審計為中心的價值網，提供與被審計單位組織目標相一致的保證和咨詢服務。
(二)需構建合理的審計組織架構
平行于各職能部門的內部審計機構一定程度的影響了審計保證和咨詢功能的發揮，應向高層次監管部門轉變，獨立性是審計的基本特征。審計的獨立性主要體現在機構獨立、經濟獨立、工作獨立和人員獨立上。平行的內部審計部門對其審計范圍、審計方法、審計結果和審計報告造成了太多的影響，致使內審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立性，影響了審計責任的履行和審計質量的提高。
(三)為價值增值提供人才保障
論文關鍵詞 侵財型案件 價值鑒定 案件類型
一、貴重物品價值鑒定
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程序化處理模式和辦案教條思想，導致很多人養成了“唯價值鑒定論”的思維方式，對價值鑒定存在盲目奉承思維，不考慮價值鑒定結論的真實性和可行性與否，這樣就容易影響案件處理質量。
案例：2011年1月8日凌晨，黃某攜帶其在網上購買的開鎖工具至被害人李某家，采用技術開鎖的方式進入住宅，盜走李某家中所藏的13瓶茅臺酒（其中兩瓶茅臺酒被黃某盜竊后喝空），1瓶詩仙太白酒和一部黑色金立牌手機。經價格認證中心鑒定，被盜財物價值共計人民幣95780元（其中13瓶茅臺酒鑒定價值為93600元）。
分析：該案黃某盜竊事實清楚，但涉案財物價值鑒定結論缺乏核心的證據支持，即無茅臺酒的真偽鑒定。之所以存在該問題，是基于常人思維考慮到在茅臺酒被市場經濟炒作出高價的同時，不斷有造假商品被查處，收藏的茅臺酒是否就代表是真茅臺酒，顯然答案是否定的。本案涉案茅臺酒系偽劣產品就會導致黃某盜竊財物的總價值變化（其可能從十年以上的刑期降到三年以下），雖然價格鑒定機構作出了價值鑒定結論，但該結論的前提是基于涉案財物是真品。價格鑒定機構只能對財物價值作出鑒定，卻不能對財物真偽作出評價。因此只有在對茅臺酒作出真偽鑒定后，再決定能否起訴，后檢察機關委托具有相關機構對涉案茅臺酒進行產品鑒定。經鑒定，被盜的13瓶茅臺酒中有8瓶是真酒，3瓶系假酒，另外兩瓶茅臺酒因為被黃某開瓶后喝空導致無法進行真偽鑒定。而本案的最終涉案價值也從之前的95780元的降至為人民幣6萬余元。
黃某盜竊案提醒我們，價格鑒定結論不是科學結論，其客觀真實性應予質證和審查。由于鑒定意見的專業屬性強，檢察人員對于鑒定事項來說往往是非專業人，在審查起訴時應充分考慮到常識、常理后再深入分析，如由技術人員出具審查意見幫助承辦人員審查鑒定意見的客觀性；對于常見的鑒定人不具有鑒定資質、鑒定分析前后矛盾、鑒定結論偏離客觀等情況應尤為注意。
二、滅失物價值鑒定
大量侵財型案件，由于偵查機關的啟動偵查往往距離案發后較長時間，因此案件偵破時涉案財物已滅失，此時涉案財物是非金錢性物品時，往往在對物品進行鑒定時缺乏相應的證據支撐。如何確定涉案財物價值成為考驗案件承辦人辦案技能的難題。
（一）被害人已提供票據的滅失物
購物發票、收據等票據是被害人提供的涉案財物價值最直接證明材料。因發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其對涉案財物的價格、品牌、型號、買賣雙方等信息描述比較具體，因此對于發票只要在證據的真實性上進行核實后，依據該票據作出的價值鑒定結論可以作為證據在案件中予以采信。實踐中，由于被害人在買賣中缺乏稅收責任意識，其經常只能提供購物收據而沒有正式發票材料，對于依據收據而作出的價值鑒定，本人認為應當全面證實該票據真實性的基礎上，重點審查該票據是否具有價格、時間、品牌型號、購買人、售出方這五方面信息，對于具備上述五方面的予以采納；反之，應補充相應證據予以證實后，方可采納依據該票據而作出的價值鑒定。
（二）被害人不能提供票據的滅失物
實踐中，經常遇到涉案財物系滅失物且無任何有效票據證明的情況。此時，要準確認定財物的價值，必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充分運用生活中的常識進行處理，在法律層面上恢復出涉案物品的原貌。對于有具體固定品牌型號的滅失物（如：手機、家電等），可以依據各方對物品型號、新舊程度等特性描述相吻合的情況下（為強化證據，可以要求嫌疑人、被害人對與涉案財物同類型的物品進行指認），將物品進行價格鑒定，最終采信鑒定價值。對于沒有具體型號的物品（如家禽、牲畜等）價值確定，應當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采取各種方法來恢復涉案物原貌，進而為鑒定提供可靠依據。
案例：張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了朱某放養于山上羊群中的兩只山羊，并以每只350元價格在集市賣與一陌生人，后張某被公安機關抓獲。
分析：張某盜竊事實清楚，但由于找不到收買贓物的下家，所以無法繼續尋找贓物下落。因本案盜竊屬非行為型盜竊，如何對涉案財物（羊）進行價值確認，關系到張某能否被追訴。如何確定被盜羊只價格，合理方式有以下幾種：
1.類似推定法：讓張某指認朱某剩余羊群中與其盜竊的兩只羊大小相差不多的樣品，并將上述指認出的兩只羊進行稱重，從而確定被盜兩只羊的重量，在依據這確定出來重量委托價格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從而確定被盜羊的價值。
2.最小值確定法：將兩只羊分別標記A、B，讓張某在朱某剩余羊群中進行指認，針對A羊的重量認定：讓張某在羊群中找到兩只羊，目的是A羊的重量介于兩只羊的重量之間；針對B羊的重量認定：同樣讓張某在羊群中找到兩只羊，目的是B羊重量介于兩只羊重量之間；這樣就分別獲得A、B羊的最大重量和最小重量，再依據該重量分別得出A、B羊最大總價值和最小總價值。如最小總價值高于盜竊罪數額較大的立案標準，則張某構成犯罪。
3.平均值法：將兩只羊分別標記A、B，讓張某在朱某剩余羊群中指認，目的是分別找到2只以上（一般最好三只以上）和A、B羊體型大小相當的山羊進行稱重，得出兩個平均值是A、B兩羊重量，再據此重量鑒定兩只羊價值。
上述三種方法各有可取之處，應當依據客觀條件進行，考慮到刑事案件證據的嚴肅性、充分性，類似推定法得出的準確度最低，平均值法次之，而最小值確定法是最具有說服力證明。
三、毀壞物價值鑒定
毀壞物價值鑒定作為定罪量刑依據存在于故意毀壞財物罪、破壞生產經營罪等罪之中，因被毀財物價值關系到罪行輕重，甚至關系到行為人行為性質，所以相關問題必須引起重視，如果不能第一時間對被毀財物作出準確認定，則會造成案件處理陷入困境。
案例：2010年11月1日，王遠X（王XX、王永X的父親）因瑣事與羅XX開辦石場工人發生言語糾紛，后趙XX和王XX、王永X等人，攜帶鋼釬、鋤頭等工具到達采石場，共同采取用鋼釬打、用鋤頭挖等方式，將羅XX采石廠內多臺機器及供電設施損毀。2010年11月4日偵查機關對該現場進行勘察，并依據現場勘查等材料鑒定被損毀的機器設備（潛水泵、動力電纜等）總價值人民幣8060元（含800元的修復工時費）。
分析：偵查機關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將該案移送公訴機關審查起訴，證據表明：王XX等人故意毀壞財物事實清楚，但在認定被毀財物價值依據上面存在兩個疑問。
（一）現場勘查存疑
趙XX等人的打砸行為發生在2010年11月1日，并且民警在接到趙XX報警后就已經趕到現場，但是本案現場勘查時間卻在11月4日，偵查機關未能在案發第一時間進行現場勘查，該期間內存在其它人為或自然因素影響現勘的準確性。
（二）鑒定結論存疑
石場機器設備屬于毀壞物而非毀滅物，其毀壞后仍有剩余價值，但鑒定機構的鑒定結論卻按照毀滅物的價值計算，尤其是潛水泵、動力電纜等設備的價值比較大，應當存有剩余價值，對該剩余價值依法予以扣除，直接關系到是否能夠達到刑事追訴標準，且800元修復工時費鑒定依據不足。
1仿人假手系統介紹
本文所控制系統設計以HITV代手為控制對象。該手略小于成年人人手，具有5根手指，每根手指2個指節，大拇指還另有一個內旋/外展關節，共有11個活動關節，整個手由6個直流電機驅動，每根手指安裝有力矩傳感器、位置傳感器、指尖六維力傳感器。控制系統采用模塊化設計思想，將整個系統分割成幾個模塊，通過通用接口建立相互連接，使整個控制系統可以放置在仿人假手內部，實現機電一體化。
2基于FPGA的控制系統設計
仿人假手電氣控制系統用于實現假手各手指的驅動控制、多種傳感器信息的采集以及與上位機(PC或PCI控制卡)之間的通信。該控制系統由10個模塊組成，分別為:由FPGA組成的主控芯片模塊、USB接口模塊、拇指控制電路模塊、食指控制電路模塊、中指控制電路模塊、無名指控制電路模塊、小指控制電路模塊、肌電信號采集模塊、電池管理系統模塊、電刺激反饋模塊。模塊化設計方法增加了控制系統的靈活性與獨立性，便于對模塊單獨進行調試與修改。電氣系統總體功能框圖如圖1。
2．1FPGA主控芯片模塊設計
FPGA主控芯片模塊采用Altera公司CycloneⅢ系FP-GA芯片EP3C25F25617作為控制核心，負責肌電信號和多種傳感器信號的處理、與手指電路的通信、USB通信、CAN通信接口等功能。同時，主控芯片模塊還負責大拇指內旋/外展自由度驅動電機的控制。各個功能通過VHDL語言進行編寫，FPGA中嵌入雙NIOS核構成雙核處理器，其中一個NIOS核用于肌電信號處理，另一個NIOS核用于通信;雙核通過2M的EEPROM進行通信。FPGA功能框圖如圖2。RS—485通信通過在NIOS核內自定義元件AutoSCI控制RS—485收發接口芯片MAX3362實現。MAX3362收發芯片可通過3．3V低壓實現高速數據傳送。CAN與LVDS通信采用復用電路設計(圖3)，通過更換接收發送接口芯片完成功能轉換。CAN通信采用TI公司的CAN收發器SN65HVD230QD作為接口芯片。LVDS通信采用TI公司的半雙工LVDS收發接口芯片SN65LVDM176，構成PPSeCo高速串行通信系統與PCI控制卡通信，通信速率可達25Mbps，保證控制信息與傳感器信息傳送的及時性。拇指內旋/外展自由度驅動電機由NIOS核中自定義元件PWM控制。元件功能通過VHDL語言編寫，PWM波周期和占空比均可調。電機驅動芯片采用MPC17531A，其內部集成雙H橋，可直接控制直流有刷電機。
2．2手指運動控制模塊設計
五根手指的運動控制模塊采用相同的設計方案，增強系統的互換性與通用性。該模塊由DSP作為控制核心，直流有刷電機驅動芯片MPC17531A作為電機驅動芯片，負責手指電機的驅動，力矩傳感器、位置傳感器、電機電流傳感器信號的采集與處理，以及與觸覺傳感器系統的通信，最后各項數據通過RS—485通信接口與主控芯片模塊通信。控制模塊如圖4。該模塊采用的DSPTMS320F28027運行速率高，封裝小。內部集成的16通道12位A/D轉換器可實現對力矩、位置、電機電流信號的采樣。串行異步通信接口通過RS—485收發接口芯片實現與主控芯片模塊通信。EPWM模塊可直接控制直流有刷電機驅動芯片MPC17531A。如圖5，關節力矩傳感器信號采集系統包括力矩傳感器、處理放大電路、濾波電路和A/D轉換電路。力矩傳感器基于應變原理，采用儀表放大器INA337組成半橋電路對力矩信號進行放大后通過RC濾波電路進入A/D轉換芯片。如圖6，關節位置傳感器信號采集系統包括位置傳感器、處理放大電路、濾波電路和A/D轉換電路。位置傳感器基于旋轉電位器原理，采用集成運放MAX9618對電位器信號進行放大后通過RC濾波電路進入A/D轉換芯片。
2．3肌電信號采集模塊設計
肌電信號采集模塊用來采集肌電電極的信號以及對信號的濾波和D/A轉換后存儲在CPU中，包括RC電路組成的濾波電路、D/A轉換電路和電壓轉換電路。數字信號通過電壓轉換芯片轉換為3．3V電壓，通過SPI接口輸入到CPU中央處理器。
2．4電池管理系統模塊設計
電池管理模塊包括電池、電流傳感器、蜂鳴器電路、LED顯示電路。電流傳感器實時監測電池輸出電流大小，通過LED顯示電路和蜂鳴器電路顯示充電狀態和電池電量過低報警。
3軟件實現
[關 鍵 詞]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
目前對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理論界可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認識上的偏差。對此本文本想一一加以評判，因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對有一些似是而非
的，甚至是模糊的認識進行一定意義的探討，筆者認為是有必要的，因為深化對的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必須是建立在尊重勞動價值理論的原創精神的基礎上的。故本文擬在若干問題上與同仁們共同商榷，以求澄清勞動價值理論之內涵。
一、正確認識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方法與適用條件的區別問題
商品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有價值，所以分析商品實質上就是分析價值。無論簡單商品經濟社會還是發達商品經濟社會，商品都是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的經濟現象，只有從此人手，才能了解價值的內涵，才能進而說明貨幣、資本、剩余價值等比較復雜、比較具體的范疇。正如列寧所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里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過億萬次的關系——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從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從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中)揭示出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敘述向我們表明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的發展，在這個社會的各個部分總和中的、從這個社會的開始到終結的發展(既是生長又是運動)。”①“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②然而有的學者卻以此為依據提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是：原始的純粹的實物交換，沒有貨幣居間，更沒有資本的余地，除勞動外的要素都是無償的；勞動是簡單勞動而不是復雜勞動。在超越了這些條件后，勞動價值論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懷疑的。”顯然他是把研究勞動價值理論所遵循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認定為勞動價值理論的適用條件，從而混淆了價值產生和發展的條件與價值研究方法這樣兩個命題。
價值是商品經濟的范疇，有了商品交換就產生了價值的問題，也就是說價值的產生和發展是與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相聯系的，那么作為價值問題的研究也就會自然遵循這一原則。對此恩格斯曾指出，“不僅是純粹的邏輯過程，而且是歷史過程和對這個過程加以說明的思想反映，是對這個過程的內部聯系的邏輯研究”。③所以《資本論》第一章所分析的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兩個原始公社之間的原始物物交換中剛在艱難地發展著的商品”④，而是“充分發達了的商品”⑤，誠然馬克思在研究價值形式發展是從原始公社時的物物交換開始的，但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邏輯的展開要求與歷史的發展相一致，可是這并不意味勞動價值理論僅僅只適用于研究的起點，恰恰相反，勞動價值理論正是遵循邏輯的展開與歷史的發展相一致的基礎上，揭示了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基本規律即價值規律，進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
總之，勞動價值理論對價值問題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證法的基本要求即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復雜，邏輯
的展開和歷史的發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勞動價值理論所揭示的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基本規律，只要是處于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價值理論所包含的基本規律就會發生作用。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尚處于初級階段，商品經濟在相當多的地施很不發達，只有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才能促使生產力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并由此帶動生產關系向前發展。如果簡單的以所謂的現實已經超越了勞動價值理論的適用條件為由而斷章取義地曲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并且認為勞動價值理論過時，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有害的。對于部分學者所提出的勞動價值理論只適用“有條件性”論斷，應該說是一個重大誤解。
二、正確認識價值的決定和源泉問題
在價值的決定問題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最初同這種形式無關。我們從小麥的滋味中嘗不出種植小麥的人是俄國的農奴，法國的小農，還是英國的資本家。使用價值雖然是社會需要的對象，因而處在社會聯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會生產關系。”⑥可見，作為交換價值物質承擔者的使用價值，它是有別于商品學研究的使用價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價值是因為它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即政治經濟學只是研究產品成為商品的條件下，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使用價值。那么，在交換過程中兩種使用價值交換的依據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學者所講的是由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使用價值或者是由所有參與生產使用價值的要素作為依據的嗎?對此，馬克思明確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價值，是不同的兩回事。因為：“交換價值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咽。它體現兩種異質的使用價值背后存在著可以通約的東西，而這種可以通約的東西，絕不能由使用價值來決定。即“這種共同的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⑧。事實上，交換的前提的確是該種商品具有使用價值，這毫無疑問。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據，交換所依據的東西是抽去了各種具體形式的人類一般勞動。但有學者認為既然是各種要素都參與了價值的創造，但為什么單單只抽象出—個人類一般勞動呢?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的樞紐就是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即體現在商品中的的勞動是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統一，異質的具體勞動是形成使用價值的要素，同質的抽象勞動是形成價值的實體。其實所謂的異質指的是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在質上是不同的；所謂同質指的是形成價值的勞動，在每個商品上是同質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換價值的依據只能是人類勞動一般，只有以此為依據，兩種不同的使用價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將各種要素也參與到交換價值的比較中，交換勢必會陷人究竟是什么樣的勞動和勞動過程是怎么樣的循環陷阱中。
而且，馬克思指出，“處于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并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
態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形成價值。這就是說，要把人類抽象勞動，凝結在一定的物體里面，即一定的對象里，它才形成價值。”⑨由此可見，馬克思從來也沒有如有些學者所認為的“脫離使用價值抽象地談論價值”，而是將使用價值和價值統一起來談論價值的。其實僅僅認識到交換價值的依據是人類勞動一般還不夠，因為還并沒有認識到價值最本質的內容，馬克思是把價值創造的勞動當作社會勞動來看待，把價值當作社會關系來看待，商品和商品相交換，其實質是體現人與人的勞動交換關系，不過在商品社會里，人們交換勞動是通過商品為媒介來表現人與人的關系，表現一定的社會關系。所以無論從交換價值的依據來看，還是從使用價值的屬性與價值的屬性是無法替代性上來看，商品的二重性都是存在的，是不能劃一的。所以有的學者提出的“交換價值只不過是使用價值的一種延伸和另一種廣義的使用價值而已，商品的二重性實質上還是一重性”的認識是極其片面的。
在價值的源泉問題上，特別強調的是價值的源泉和財富的源泉是兩個概念。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生產價值必須以生產出使用價值為前提，生產使用價值的條件同樣也是生產價值的條件，但絕不能混淆生產價值的條件和價值形成的源泉，也不能混淆價值形成的源泉和財富形成的源泉。生產價值的條件和生產使用價值的條件是同一的，但二者的源泉則是不同的，前者的源泉是人類抽象勞動，后者的源泉是勞動和生產資料。這是因為價值所代表的是人類勞動的交換關系，而財富的生產是體現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二者蘊涵著不同的內涵，故不能簡單劃一。
此外，更加令人擔心的是有學者提出，“各種生產要素都有可能充當交換價值的源泉”的論斷，其實不過是馬克思對此早已進行過嚴厲批判的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對此馬克思指出，資本；土地和勞動這三者“屬于完全不同的領域，彼此之間毫無共同之處”⑩，就象公證人的手續費、甜菜和音樂這三者之間毫無共同之處一樣。其錯誤之處在于，把各種收入的源泉之間能聯系起來的社會生產關系拋掉以后，又把它們還原為互不相關的各種收入的直接源泉，而且上述三種收入，只是一種分配關系，而并非收人的實體本身，至于收入的實體本身是什么?收入本身是無法回答的，因為收入不是與實體本身，要分配，必須以所分配的實體已經存在為前提，那么收人的實體是什么?就是物化的社會勞動。物化的社會勞動由于存在不同的所有權可以轉化為不同所有者的收入，但不能把不同的收入轉化為實體本身。
三、正確認識價值和價格的關系問題
首先，在價值和價格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詳細地闡述，他指出，價值決定格，而“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即價格只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因為商品是客觀存在的，看得見、模的著，價值雖也是客觀存在的，但卻和商品不同，看不見、摸不著，價值要表現出來，只有通過和貨幣發生交換關系。故商品所有者要想把該商品的價值表現出來，“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里”，也就是說內在的價值只有通過外在的價格才能得以表現，價格只是價值的表現形式而已。
該地塊南側為城市綠化帶，與校園內綠化融為一體，延續了城市空間形態和文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內涵，帶動了城市的更新和發展。校區分為三大片區，東側為文化運動區，西側為行政教學區，西南角為后勤生活區。各區功能設置分明，形成開敞的動的空間和半圍合的靜的空間的對比，各自富有不同使用功能空間的個性。主入口的設置突出了整個校區的中心，與城市道路相連，有利于快捷、便利的疏導車流和人流。
整個建筑群由六棟不同功能的建筑單體組合而成，分別有教學樓、實驗樓、行政樓、圖書館、宿舍樓、食堂以及體育館等。除圖書館、行政樓外，其他建筑的朝向均為南北朝向。行政教學片區包含普通教室、實驗樓、圖書館和行政辦公區域。此區域遠離吳越路，對吳越路的噪聲做到有效地隔離，保證主要教學空間的安靜。生活片區包含宿舍樓和食堂，方便學生往返于教學和生活空間。體育運動片區各類球場集中布置，體育館與校園建筑緊密聯系在一起，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形成校園的標志性空間。各單體之間利用室外連廊連接，形成豐富的、形式多樣的空間形態。每組建筑群又形成各具特色的庭院空間，為校園師生提供充滿活力、富有人情味的交流場所。層次分明的空間序列，整合出內外有別、互相滲透的校園空間，完整而豐滿。
該項目結合地面道路、硬地及綠化沿建筑四面設置環形消防車道，地面停車帶結合綠化分散設置，滿足不同人流的臨時停車需求。在宿舍樓、體育館分別設有地下自行車庫及地下汽車庫，滿足學校學生和校外車輛停車的需要，使各車流路線簡短流暢。無障礙設計貫穿了整個設計，無障礙坡道及電梯的設計，讓人性化理念在整個建筑設計中得到了完美表達。（見圖1）
1.1教學樓設計——內外通達，陽光活力本教學樓（見圖2、圖3）為普通教學樓，由三棟單體組成，每棟層數為四層。均南北向設計，教學樓之間由室外連廊連接，西立面形成一個完整的體塊，使三棟單體教學樓形成獨立的建筑群。利用虛實空間及色彩的對比，寧靜中又不失朝氣。教學樓總建筑面積為8769.0m2，共設有48間教室，功能以教室、辦公室為主，各棟教學樓設有配套的輔助用房。一層連廊可直接出入到室外活動和綠化空間，。二層至四層形成半封閉的室外空間，充分享受到陽光的照射和滿足通風的要求。同時給學生營造了一個高雅、有文化氛圍、有活力的校園環境。教學樓的設計充分考慮了師生通行、溝通的便捷性，體現了人文關懷。
1.2實驗樓設計——以人為本，安全第一實驗樓獨立位于校區的東北角，層數為四層。平面朝南、朝北布置教室，總建筑面積為3358.7m2，共設有16間實驗室，實驗室通過內走廊連接，實驗室之間設有準備室或教具室，并設有配套的辦公等輔助空間。師生群體是學校最寶貴的資源，實驗樓的設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給學生提供了探求知識和真理的場所，并全心全意為學校師生的安全著想。
1.3行政樓、圖書館設計——分區明確，功能齊全行政樓、圖書館（見圖4、圖5）地處校園的中心，寬大的臺階和獨特的設計顯示出它的重要性。建筑總層數為四層，平面設計近似于正方形，把平面分為兩大區域：辦公區域和圖書閱覽區域。兩區域相對獨立設計，互不干擾，又通過內走廊及廳聯系在一起。江南格局的內庭院設計，使各區域房間變得開敞明亮，達到更好的通風采光效果，降低了能耗，豐富了整個空間序列的流動。在這里，陽光通過幕墻映射在桌面上、地板上以及白色墻面上，讓人感到舒適而愜意，靜靜享受知識的樂趣。
1.4宿舍樓設計——人性合理，溫馨舒適宿舍樓（見圖6）地處校園的西南角，分為男生、女生宿舍樓。兩棟宿舍樓單體建筑通過樓梯和平臺連成另一道校園風景線。建筑層數為五層，地下一層。宿舍樓設有地下自行車庫，方便學生停車使用。一層設有值班室，用于宿舍管理。每棟宿舍樓各有宿舍59間。人性化的宿舍樓設計讓學生得到充分休息的同時，也倍感溫馨舒適。
1.5食堂設計——四通八達，用餐方便食堂位于校園的南側，與宿舍樓相鄰。總層數為三層，局部設有夾層，正方形的平面設計聯系著各個方向來就餐的學生，尤其與室外走廊的連接，更方便了不同方向和樓層的學生用餐，同時也緩解了餐廳出入口的交通。食堂一、二層為學生食堂，共滿足1488位學生同時用餐，三層為教職工食堂，可滿足420位教師同時用餐，并設有配套的廚房和相關的輔助用房，為全校師生安全享用美食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便利。
1.6體育館設計——空間層獨立，觀賽視角好體育館（見圖7）與食堂相鄰。建筑層數為三層，建筑平面設計呈方形。設有地下汽車庫，可停車99輛，汽車出入口與校園內的消防車道連接，不影響校園的人行交通，同時也提高了一定的安全性。一層多功能教室和運動區域，各設有單獨出入口，形成獨立的空間，避免了人流交叉。在南側設置了貴賓入口，從這里可直接進入到二層看臺及室內籃球館。三層看臺區域設置在球場兩側，共有1921個座位，既滿足了學校的使用要求，又使觀賽視角得到了最佳。
1.7大門設計——對稱美觀，莊重大氣大門做為學校出入的管理用房，設在校園西側主入口處，以校園中心廣場為軸，對稱布置，體現出校園的莊重。東側設次入口處，方便各個方向的人流、車流出行。立面造型與整個校園風格一致，烘托出學校文化底蘊的深厚。
1.8連廊設計——有機聯通，通行便利室外連廊是該校園的一大景觀，它把校區的每棟單體建筑有機的聯系起來，連廊之間又相互聯系，交錯設計，豐富了校園的氣氛，同時也拉近了學生和每棟單體建筑的距離，方便學生在校園跟區域之間的通行。
2立面設計——圍而不堵，溫情怡人
建筑造型簡潔大方，以黑、白、灰為基調，結合江南民居的基本元素，大面積的白墻和局部深灰色的陶板墻面的組合素樸而高雅，大氣中又不失對細節的精致處理。建筑與建筑間既聯系又分散，形態規整，注重對墻體、連廊及體塊關系的塑造，力求寓簡練于變化之中。立面材料更是融入光亮平整的技術意味和溫情柔質的人文意味，結合遮陽與光影塑造建筑不同的肌膚表情，弱化現代建筑的生硬冷漠，致力于平實中的精致，塑造舒適的怡人空間。校園總體空間組織上創造了層次豐富、形式多樣的空間形態，不僅豐富了立面造型，而且形成了“圍而不堵”的庭院效果，在現代格調上融入了江南園林的意蘊，結合庭院塑造出幽雅的人文特色和濃濃的書卷意氣。使整個校園富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和時代朝氣。從而完成了從室內空間到公共活動空間的過度，為校園師生提供了充滿活力、富有人情味的交流場所。
3交通組織設計——分流分區，暢通便捷
由于學校的使用主體為學生和教師，其出行方式主要以步行為主，所以交通組織設計力求體現“人性化”交通。設計中充分考慮了交通流線的組織，做好人流、車流之間的關系，并處理好各功能分區的交通聯系，做到了聯系方便，互不干擾，盡量減少了對周邊城市道路的交通影響。學校內道路主次分明，并處理好了靜態交通、動態交通區域的分區設計，安排足夠的空間停放機動車和非機動車，并結合外部自然環境做好了綠化設計。在不影響校園景觀環境的前提下，在學校出入口處，設計了一定規模的臨時機動車位，解決了學生家長接送學生的機動車輛的停放問題。
4景觀設計——文化深厚，以景育人
在校園景觀設計中，通過對景觀元素的打造，創造出了具有教育意義、反映學校人文精神和特色的人文景觀和校園環境。具體設計中運用校園建筑、景石、景墻、小品、標志物、植物等各種物化載體，整合學校的人文資源、城市歷史遺跡、歷史人物、民俗故事、文化典故中與學校相關的元素，突出表現了學校文化特色。校園景觀設計，根據各分區不同的功能特點和使用要求，運用不同的設計手法，分別進行設計布局。主入口區：設置對景和標志物，創造出優雅而具特色的入口環境，可以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主入口區也是上、放學期間人流的集散地，景觀設計時預留了方便人流集散的合理空間與通道，確保師生通行安全、便捷。
行政區：景觀設計采用規則式布局，達到莊重、嚴謹的環境氣氛，同時與入口區景觀融為一體，形成統一中有變化，嚴肅又活潑的景觀效果。教學區：景觀設計既嚴謹又不失活潑，利用教學樓之間的綠地，營造出一個學生課間活動休閑交往的綠色空間，讓學生在緊張的學習之余得以適當放松；通過設置文化墻、雕塑等景觀小品，適當增加其“文化味”，例如一些名人名言，警示性的語言等，充分發揮校園景觀的教育作用。另外，在景觀設計中，特別注意了教學樓建筑的通風采光，周圍植物的選擇，特別是常綠喬木與教學樓之間的距離，根據各年齡段學生特點，選擇無刺、無毒、色彩鮮艷的植物。體育運動區：結合運動場地的特殊性，四周種植綠籬進行空間分隔，形成獨立的活動空間。運動場地周邊種高大喬木，邊角處種植花卉灌木，豐富操場景觀和層次。球場種遮蔭樹，設置樹池坐凳，為師生休憩納涼之用。
生活區：景觀設計布置了各類小型休息活動空間，鋪裝場地，將花壇、坐凳、特色鋪裝等景觀元素以各種方式和形式組合起來，從而形成不同特色的景觀綠色空間，突出校園寧靜、優雅、舒適的特色。生態休閑區：生態休閑區的景觀設計，運用各種造園手法，采用規則式、自然和混合式等多種布局手法，將各種不同的臨水平臺、亭、廊、構架、座椅、林間小徑等景觀元素有機組合，得景隨形地創造出豐富而有趣、恬靜而舒適的校園景觀休閑空間。
5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