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0 10:37:1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摘 要】利用福建農村統計年鑒、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關數據，來福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農村勞動力轉移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加快當地農村城鎮化進程以及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等；但也會造成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農地資源利用率下降以及農業技術推廣受阻等等。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發展；福建省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社會轉型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和必然產物。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和農村社會變革帶來深刻和長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有對農村社會發展的積極一面，也有對農業發展不利的一面。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發展的積極作用
1.增加農民收入。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結構存在顯著的影響。通過查閱福建省統計年鑒，2000～2010年，福建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4196.37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增加了2025.59元，貢獻份額達48.27%，而農業收入增加了1279.42元，貢獻份額僅30.49%。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比重逐年提高，工資性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已開始占據重要地位。
2.加快當地農村城鎮化進程。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深入，一部分從事非農產業活動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紛紛在城鎮安家落戶，這客觀上促進了城鎮消費需求的增長、基礎設施的增加和建設規模的擴張，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而農村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反過來又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進一步向非農產業轉移拓展了空間。由此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推進了農村城鎮化進程，城鎮發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
3.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對農業生產的積極影響體現在：一是減少了依靠土地養活的人口對土地的投入成本，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二是推動了農業土地經營的規?；⒓s化。事實上，隨著耕地資源的減少和農村勞動力人口的不斷增加，在耕地資源極度匾乏、人均占有量過少、加之農業基礎條件薄弱的情況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從事分散的、小規模農業生產，對先進技術和先進生產工具的使用非常排斥，最終導致農業生產效率很低。通過轉移富余勞動力，人地矛盾得到緩解，從而突破傳統的分散經營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農業規模經營成為可能。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的不利影響
1.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自福建農業勞動力發生大規模轉移后，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是農業生產主力軍，他們不論是年齡結構還是文化程度都是農村勞動力中的強者，而留守勞動力多為婦女和老人，于是勞動力轉出的農村家庭缺乏身強力壯的勞動力，農業生產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一是勞動者年齡結構偏大、勞動能力相對較弱，農業生產梯隊“老齡化”加劇。二是留守的絕大多數是女性勞動者，男女比例不協調。
2.農地資源利用率下降。通過查閱福建省歷年的統計年鑒，發現農作物種植面積和農業勞動力數量均呈下降趨勢。糧食作物面積從2001年的1625.72千公頃下降到2011年的1226.79千公頃，下降了24.5%。非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從2001年的1089.52千公頃，下降到2011年的1001.41千公頃，下降了8.1%。勞動力轉移后，農業生產勞動力大幅地減少，土地利用水平逐年下降，出現農地拋荒、耕地銳減的現象。農地資源利用率下降，加劇威脅著福建省的糧食安全。
3.農業技術推廣受阻。轉移出去的農村勞動力相對而言大都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能、素質較高的青壯年農民，而留在家里務農的基本上是老人、婦女、小孩，以及一些病弱殘者，他們的文化水平低、勞動技能差，接受科技成果的意識淡漠、積極性不高，并且學習農業新技術的能力也有限，他們寧愿因循守舊以求穩妥，也不愿接受新知識、新事物，這些因素嚴重影響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效果。我國目前大約有70%的農業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廣，主要原因就在于農民文化素質過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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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農業發展；對策分析
一、人口老齡化概述
（一）人口老齡化
隨著生產生活水平的不斷提交，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物質資源的日益豐富，社會成員的平均壽命也在不斷增加，人們逐步走向長壽時代，人類社會也開始出現老齡化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口老齡化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國際上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也就是說，如果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占一個國家或地區總人口數的比例達到10%，或者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數的比例達到7%，那么就表明該國家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
（二）人口老齡化指標
人口老齡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衡量。第一，從老年人口比重來看，一般來說，65歲對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是老年系數，這個系數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程度。第二，從老化系數來看，這個系數是衡量人口老齡化所用的另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數，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兒童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是反映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重要指標。第三，從撫養人口和被撫養人口的比例來看，如果被撫養人口占撫養人口的比例重，也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一個程度，這里的被撫養人口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兒童，撫養人主要是指適齡的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
二、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發展的影響
（一）導致農村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勞動生產率是指勞動者在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勞動成果與其相適應的勞動消耗量的比值。勞動生產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勞動在單位時間內生產某種產品的數量來表示，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產單位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表示，生產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勞動生產率就越高。人口老齡化對農村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勞動力的供給方面。人口老齡化發展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相對下降。使得農村就業人口的減少。在一定的生產資料和技術條件下，農村勞動力資源不足，就可能導致部分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的浪費，影響農村社會生產活動的正常運轉和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
（二）影響新農村建設步伐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建設新農村，需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緊密聯系群眾，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步伐來進行建設。但是，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勞動年齡結構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村留守老人和貧困老人增多，給新農村建設帶來很大的消極影響。
（三）阻礙現代農業發展
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適齡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由老年人構成，加上農村留守兒童居多，農村的勞動力出現嚴重匱乏的局面，大量的土地也因此荒廢下來，或者承包作為經濟作物更種地。這種格局導致農業生產水平卻沒有得到實質發展，農村勞動力的老化也直接造成農業勞動力資源不足，對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三、人口老齡化時代的農業發展對策
（一）完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農村人口老齡化顯而易見，政府應當從制度上對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進行保障，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做好農村養老保險的宣傳工作，要從思想上改變以前農村人認為保險是白花錢這樣的觀念，認真做好扎實細致的宣傳普及工作，廣泛運用電視、廣播和報刊等各種新聞媒介和輿論工具，采取板報、標語等形式，向廣大農民宣傳新農保制度的方針政策，使農村老年人自愿參保，積極參保。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要加強對農村養老的投入，總理指出：政府少上項目也要確保對養老保險的投入。所以，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財政實力增強，各地區要增加對農村養老保障建設的投資額度。政府要制定出符合新農村實際情況的養老保險制度，讓農村老年人養老做到有保障，有依靠。
（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目前，人口老齡化和農村人口養老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對人口老齡化的界定，國際社會公認的標準是，如果65 歲及以上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或者60歲及以上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該社會就可稱為老齡化社會。2010年，河南全省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786萬人，占人口比重的8.36%，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12.73%。已經進入老齡社會。《河南省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全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1579.42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為15.71%。河南是一個人口大省、農業大省，農村人口比重較全國高10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特別是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顯現。
河南省人口老齡化是在“未富先老”、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形勢下發生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顯得極為重要。新農保制度在推行中出現了覆蓋面小、養老保險水平低、激勵機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層次低、基金保值增值難，河南如果不未雨綢繆，提前應對，就會帶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新形勢下河南省農村養老出現的新問題，一是農村家庭規?？s小，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弱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規模不斷縮小，使得養兒防老的傳統模式受到沖擊。二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家庭養老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政策逐漸放松對城鄉壁壘的控制，大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大量空巢老人家庭在農村出現。即使子女能夠為父母提供一定的物質資助，也無法實現對老年人的適時照料，無法滿足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已成為當務之急。
河南省寶豐縣在村級主辦，群眾自愿的基礎上建起的“新農村互助家園”，是河南農村養老發展的新模式?！靶罗r村互助家園”溫馨舒適的生活環境和互幫互助的生活方式，深受老年人的歡迎，在實現“老有所居、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的道路上邁出了開創性的一步。由“互助家園”到“幸福樂園”，讓農村老人有吃、有玩、有住，讓他們的生活開心快樂，讓外出務工子女無后顧之憂。
為此，各地應進一步健全完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體制，盡快出臺地方性法規，建立彈性補貼制度或農產品換養老保險的制度，推行農業補貼與繳納養老保險費相結合的機制。在保障每個符合條件的農村居民可以領取養老保險費的同時，建議“自助家園”式的養老模式在逐步完善、提高的基礎上向河南省內推廣，為辛勤勞動一生的農村老人安度晚年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張如一，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行政管理101班
李悅，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行政管理101班
摘 要：人力資源是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然而在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由于一些勞動力自身存在的問題，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轉型。本文從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的視角出發，對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存在的問題，以及其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并就進一步提高農村勞動者生產能力提出相關建議，以推進我國農村經濟社會正常、快速和健康轉型。
關鍵詞：農村經濟社會轉型；勞動力；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7-0000-01
一、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勞動力問題
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社會正處于快速轉型時期，其中勞動力因素更是推動農村技術進步，促進其經濟發展實現由外延增長向內涵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當然其中存在的勞動力轉移不均衡、構成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也更加突出。
首先是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平衡性加強。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必然趨勢，也是社會走向文明的標志。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發生遷移行為的主體是青壯年，而且文化水平相對較高，而留在農村的都是勞動能力較弱的老弱婦殘，或者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業生產者。而從長遠的角度看，我國農村還存在大量資源和荒地可以開發，農產品加工利用也還存在不少問題，這些不僅需要科技和資金，而且還要大量知識技術水平較高的勞動人員參與，而現在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部分農村人力資源的損失和糧食減產，影響農村經濟向深度和廣度的發展，不利于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轉型。
其次是農村勞動者知識技能水平偏低。這一方面是由于農村教育資源貧乏，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受到傳統觀念影響，大部分農村勞動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時卻忽視自身的職業以及技能培訓，造成許多農村勞動力不僅文化素質偏低，而且所具備的技能也相對貧乏，無法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府對農村的教育投入偏向于基礎教育，而對職業技能培訓這一塊不夠重視，這與農村社會經濟轉型發展中對技術人才的需求不相符。
最后是我國農村人口結構更加不合理。當前，隨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醫療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入城市，思想觀念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適齡青年選擇了晚婚少育。這樣使得我國農村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增加，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這種勞動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給農村未來勞動力供給帶來挑戰。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勞動力結構中年齡較大的老年人員比例將上升，而年輕勞動力所占比重將下降，造成勞動力結構的不合理，老年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而年輕勞動力不足。而在當前的農村經濟社會轉型中，傳統的產業和技術不斷被新技術和工藝所取代，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是以中青年勞動力，特別是在一個社會的產業結構快速轉型時期，這種情況表現就更為明顯，有技術有文化的青年勞動力需求旺盛，而沒有文化，技術落后的老年勞動力將會過剩，面臨著失業，再就業也非常困難，對未來勞動力供給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另外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政府對養老保障投入增多，而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投資相對會減少，這樣也會影響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
二、對于解決我國當前農村勞動力問題的建議
第一要正確認識當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利與弊。市場本身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有其自身規律，但其滯后性和自發性是其本身所無法克服的，因此政府必須完善宏觀調控，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對農村市場進行一定的調控和支持，保護農村勞動力的基本權益。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首先是政府應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充分開發和利用農業資源，不斷增強技術進步對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增產的突出作用，使農產品商業化、現代化，引導農民進行自主創新；其次是要加強對鄉鎮企業的政策扶持作用，鼓勵和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促進鄉鎮企業由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變，吸引更多的外出勞動力留在家鄉，促進農村勞動力的供求平衡；另外政府可以構建和完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服務平臺，通過各種渠道掌握勞動力需求與服務信息，建立農民就業指導中心，及時引導農村勞動力正確流動，調節勞動力供給關系，從而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質量；最后，政府要加強制度保障。通過頒布相關的政策方針，從法律的角度來保障農村勞動力的各項權益，提供保障和依靠。
第二是要加強建設農村的教育事業建設。首先政府應加大對農村教育事業的投入，在九年義務教育基礎上，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尤其要加強16～40歲這個年齡段農村勞動力的再教育工作。在條件具備的地區，要堅持積極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的方針，大力加強農民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特別是職業技能教育，可以在農村設立職業技能培訓點，另外可以通過規范農村文化市場，營造農村人才培育的良好環境，從而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質量；其次是通過宣傳引導農民改變傳統觀念，意識到加強其自身的職業與技能培訓的重要性，積極主動改善自身的技能，從而更加適應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的需要；最后還要建立有效健全的人才機制，在實際工作中培養和選拔人才，對做出貢獻的社會精英進行激勵，使得一部分有文化、懂技術，且善于進行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的人才留在農村，從而促進豐富的農村勞動力資源轉化為適應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需要的、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人才資源。通過內部效應和外部效應，提高農民素質和農業生產水平，促進農村技術進步，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的順利轉型。
第三是建立完善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隨著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口比重越來越大，農村勞動者所承擔的負擔越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應堅持以家庭為主，同國家支持相結合的原則，為農村老齡人口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從而減輕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負擔。另外政府可以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布局，發展科技含量高的產業，減少對勞動力需求，興辦旅游業等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第三產業，以及興辦鄉鎮企業等吸引部分在外的勞動力回鄉工作等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
總之，我國當前農村勞動力存在的問題，是歷史長期形成的，絕非短期內可以解決，我們不可急于求成，但也并非聽天由命，我們要正確認識勞動力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興除利弊，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深化體制改革，健全各項制度，合理有序的處理各項問題，從而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的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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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人口老齡化嚴嶺的形勢對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人口老齡化將通過消費結構、就業結構等方面影響著我國的產業結構。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必須積極發展老齡產業；發展比較優勢產業與加快第三產業的轉型相結合；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努力提升人力資本水平。
關鍵詞 人口 老齡化 產業結構
從已經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來看，我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嶺。人口的老齡化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將通過消費結構、就業結構等方面影響著我國的產業結構。
一、新時期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其特點
（一） 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科學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醫療衛生條件不斷改善的結果。也是人類自身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一個國家 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率，即老齡化率處于7%-14%時，稱為老齡化國家，若老齡化率超過14%則稱為老齡國家。從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齡構成看，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顯然，我國目前處于老齡化國家階段。由于30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壽命的提高，以及出生高峰期的那些人口隊列目前將進入老年，因此，我國老年人口基數龐大，老年人口規模增長迅速。
（二）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不同步，未富先老
雖然改革開放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比較落后的，人均的各種指標都處于較低的水平。一般認為，發達國家是在人均GDP一般在1萬美元以上，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2000年我國步入老齡社會時，人均不足1000美元。可見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的發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國家。這必將給我國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巨大壓力。
（三）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均衡，差異顯著
從城鄉人口老齡化發展來看，伴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青壯年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遷移，農村面臨更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人口老齡化，我國存在城鄉倒置現象，而且這一趨勢仍在持續。從地區人口老齡化發展來看，我國區.域人口老齡化程度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體一致，由于不同地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與此相適應，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
（四）勞動年齡人口高齡化與勞動力資源豐富同時存在
中國目前確實已開始步人了老齡化階段，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目前中國社會撫養率仍不高、根據人口模型推算，離人口深度老齡化階段至少還有10余年的時間，因此，我國從中期來看，還處于勞動力增長的階段。但是，盡管現階段我國勞動力資源很豐富，但隨著我國人口逐步邁進高齡化，勞動力年齡也將出現高齡化現象，并且這一趨勢會越來越嚴重。
二、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一）產業結構調整的特點和方向
英國學者分析整理了40多個國家不同時期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移動的統計資料，考察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的特點和方向。得出以下結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收入進一步提高后，勞動力便開始向第三產業轉移，從而揭示產業結構演變的基本趨勢。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不斷降低，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則不斷提高，而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則大致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再下降的過程。而就三次產業的內部結構而言，其規律均為由技術含量較低的傳統產業向技術含量較高的現代產業轉變。
（二） 人口與產業結構的關系
人口與產業結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客觀聯系。人口與產業結構的相互適應、協調發展，是取得最優人口經濟效益的一個先決條件。一國產業結構的發展，既要考慮產業結構的演化進程與現存勞動力技術結構的差距及其就業目標，又要考慮到一定時期內勞動力技術結構演變的剛性對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制約。一定的產業結構對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相互適應狀況有重要的影響，就產業結構本身的發展來看，一定時期的產業結構是生產力長期發展的結果。產業結構的變動直接影響著人口職業、行業結構的變動。國民經濟各部門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是受生產資料總量和技術構成制約的，也就是說社會各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與生產資料總量成正比，與生產技術構成成反比。從人口對產業結構的作用來看，由于各個年齡組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分布狀況和比例關系的變化，將會影響到不同時期的勞動力資源狀況，進而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狀況。人口的年齡構成決定了不同年齡組的人口素質的差異，以及從事具體職業的不同。
從中國的人口發展和老齡化趨勢與產業結構相互影響來看，要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增強其吸納勞動力就業的力度，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轉移，調整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但從長期發展趨勢來看，應進一步調整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從而優化第三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提升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效益水平。
（三）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調整產生的影響
首先，從人作為生產者的角度考察。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勞動力老化程度的加深，將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雙重影響。從三次產業結構調整來看，我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這在客觀上要求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短期內我國勞動力資源數量與青壯年勞動力相對充足，勞動力老化程度和總撫養比均相對較低，能夠保持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增長率，有利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合理布局。但從長期來看大量剩余農村勞動力受其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偏低的制約，其轉移大多在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其他服務行業”，難以適應以農業科技成果創新與應用、發展高效農業與生態農業為目標的農業結構調整需求，進而將對農業結構調整帶來消極影響；也難以完成由勞動密集型為主體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主體的方向轉化。
其次，從人作為消費者的角度考察。一切經濟活動是從需求開始的，沒有需求，就沒有生產。人的需求是具有層次性并發生階段性變化的。不同年齡段的消費結構和消費量不同，消費方式也大有區別。對于老年人口來說，其消費傾向、消費行為等方面都具有與其他年齡人口不同的特點，這也決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費需求。隨著收入水平的變化，需求結構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結構性變化直接影響到產業結構的演化。因此，老齡化的人口結構狀況和變動趨勢必將通過消費結構的變化引致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動，從而要求各大產業內部次級產業結構做出相應的長期調整。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方面來體現，一是人口結構的轉變通過“儲蓄率”對消費產生影響，由于消費和投資的變化決定了消費資料產業和資本資料產業的生產，因此，消費和投資的比例變化對產業結構也將產生直接的影響。二是老齡人口將產生新的消費需求進而引導相關產業的出現。因人口老齡化而帶動的以老年人服務為目標的老年產業的需求，將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有助于調整國民經濟增加值的產業結構，并有力促進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實質上是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實現勞動力就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一）大力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加快第三產業的轉型
在人口老齡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必須從實際出發，基于人口老齡化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還不會影響到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供給的國情，首先要重視發展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兼顧勞動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和企業的協調發展及合理布局，特別是發展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業。其次，產業升級應同時體現在三次產業的結構變動和產業內部的優化。對于第三產業，必然經歷由傳統服務業向技術含量較高的現代服務業轉變。現代服務業要求用新的服務方式、新技術和新業態為生產和生活提供高附加值、高知識含量的新興服務，這個過程既包括對傳統服務業的技術改造也涵蓋了對不同環境下現代服務業的自我塑造。
（二）積極發展老齡產業，滿足日益增長的老年人口對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人均壽命的提高，老年人在消費需求上的特點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變得十分明顯，持續不斷的經濟發展，需要在產業政策上提供新思路，必須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人口老齡化將促進老年產業的發展，老年產業是一種綜合的非獨立的產業，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發展，老年產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在整個產業中所占的份額逐步增加，與老年產業有關的產品和服務增長速度加快。為此，有必要更具體地分析其表現，特別是針對與未來老年產業相關的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行具體的分析，大力發展包括老年醫療與生活服務行業、老年食品與用品行業、老年居住需求、老年旅游與娛樂行業、老年教育等行業。
（三）提升人力資本水平，落實科教興國戰略，把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為產業結構調整中應對養老負擔問題的根本策略
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必將導致勞動力數量的稀缺，企業將采用更多的勞動替代性技術。因此，企業要求勞動者積累更多的知識技能以實現勞動力數量的節約。隨著老齡化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經濟發展也由對“人口紅利”的依賴轉向對“人力資本”的重視。因而，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產業結構調整中應作為長期考慮的應對養老負擔問題的根本策略。衡量人口老齡化時代的生產力將由勞動力數量向掌握不同程度知識技能的人口質量轉變。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建立全社會的宏觀教育網絡，一手抓復合人才的培養，造就更多的高素質新人，另一手抓在職人員和下崗待業人員的職業技術教育培訓，逐步提高他們職業變動能力。目前，產業轉移的勞動力的基本國情是以質量比較低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為主，因此，提升人力資本水平，落實科教興國戰略，顯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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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糧食直補 公平性 效力
對農業進行保護和支持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從各國的實際操作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方式：一般性的保護和支持、農產品價格支持、直接收入補貼、生產補貼。
一、當前農村的基本情況
（一） 農村勞動力不足。
在我國老齡化的大背景下，農業勞動力也已經步入老齡化，較第二、第三產業的老齡化程度甚至更大。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將會意味著農業生產力的萎縮。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還意味著農機下鄉可能性的進一步減少。因為老齡化更多的意味著思想的保守，鐵犁牛耕將依舊占據主導地位，機械化生產、集約化生產將難以推進。糧食直補的一大目的――推進生產方式變革增加產量的實現會難上加難。更多的中青年勞動力選擇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雖然，改革開放后農業勞動力向城市工業、城市服務業轉移是發展的客觀規律。但如今農業勞動力過少，導致農田荒蕪或者挪作他用是城鎮化發展畸形的表現。
（二）農民收入渠道的多元化。
由于農業利潤越來越低薄，很多農民在務農的同時也經營副業。一部分人前往鄉鎮的企業打工賺錢，一部分人劃出一部分地來種植經濟作物，提高農業收入。也有一部分人，放棄種植，挪作生活用房，通過進城務工來掙錢。更有一部分人，將土地非法流轉，改成商品房?？偟膩碚f，農村的農業在不斷萎縮。并且，國家的糧食直補金額還有待改革，補貼的力度不夠，難以保證種植糧食的利潤率；糧食種植的成本與早期投入過高；農民生活成本的不斷上升，都在制約著當前農業的振興。農民逐漸從農業邊緣化，切入第二、第三產業。
二、當前糧食直補存在問題
（一）糧食直補政策實施方式的誤區。
我國糧食直補政策的實施辦法多是按農民承包的耕地的面積進行補貼。雖然操作方便，但其實質是“按畝分錢，種多種少都一樣”，缺乏一個梯級的獎勵進制。致使許多農民將糧食直補的金額錯當黨和政府對農民的慰問款。而且，農村中，每個農戶的情況又不相同。按照這個標準，粗放的有大面積的種植土地的農民可以獲得大額補貼；種糧雖多但用作商品買賣很少的種糧農戶也可以獲得很多補貼。而那些集約化經營，投入大量技術資金但是面積不大的農戶就很難獲得國家補助。極大的挫傷了農戶種植的積極性，也違背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規律。更是違背了國家實施該政策的初衷――維持國家糧食供應的穩定。
（二）糧食直補政策公平性堪憂。
總的來說，我國糧食直補政策的門檻過于單一，以種植面積的大小區別農業生產貢獻的大小，劃定是否享受政策補貼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政策制定的精神的，是與鼓勵農業集約的政策違背的。應當制定多樣化的標準，促進各種經營方式的農戶齊頭發展。不然，一刀切、單一化補貼會加劇農村當前土地非法流轉的情況，進一步損害國家的利益。
三、糧食直補政策實施意義
進農業經濟的發展。糧食直補政策是一項惠民政策，可以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倒逼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增加農民的已有資本，穩定民心。定期發放資金有利于使農戶產生穩定的種糧意愿，對提高糧食產量有著積極的作用。在全國幾個代表性的城市實施糧食直補政策的改革試點，實施綜合化的補貼政策，總結得失，得出較完善、較合理、較科學的直補標準。然后向全國各地予以推廣實施，并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予以微調，一定能切實有效的推進農業的復蘇性發展、糧食業的穩步性發展、農戶收入的突破性增長、農戶種糧積極性的空前高漲。
四、糧食直補政策的完善
（一）實行動態的綜合直補方式。
對直補資金要實施動態管理。根據政策的初衷，糧食直補應以農民種糧的面積和出售糧食的數量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計算補貼金額的方式由過去單一計算耕地面積改為實時獲取當前種糧的耕地面積數據，以及統計真正用作商品用的糧食數量，以一定比例加權得出一個基數，再乘以一個補貼率，得出最終的合理的補貼金額。這種方式提高了農戶產量的積極性，破除了補貼的平均主義，達到了提高和穩定我國糧食生產數量的目的。并且，有關部門還要規范糧食補貼發放的通道，建立垂直式的下放資金結構，并建立各級督導小組，對資金的流向予以監督。相關部門應當給適合該政策的農戶發放憑證，一律憑證領取補貼。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應當下基層，聽取群眾對直補政策的第一手意見。維護該政策的公平性、與完整性。
（二）提高糧食直補的標準。
目前補貼金額很低，很多農戶不愿意種糧，更樂于去種經濟作物，伴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城市對近郊和農村的蔬菜水果等經濟作物的需求越來越大，進一步刺激農戶種植經濟作物的積極性。所以，政府更應該加強對農戶種糧的經濟刺激。逐年提高糧食直補金額的標準。應做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協調使直補資金到位。地方政府可以在其他高收入行業實施稅收加成，或者在農業土地轉作他用的土地增值上實施稅收加成，將所得稅金投入糧食直補基金中，以“高”扶“低”。符合我黨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
關鍵詞：社會保障 幫扶 創新 擴充 創業 就業
“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是人口大國，隨著人口老齡化、農村城鎮化新格局的到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面臨著許多新形勢、新挑戰。
就業是民生之本，創業是民生之基。推動全民創業，激發全民創業的積極性，讓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這是我國實現擴內需、調結構、促就業、惠民生、強基礎，目標是應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新形勢、新挑戰的迫切需求。
1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面臨的挑戰
一是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據統計，2010年我國超過60歲的老年人為1.74億，約占總人口的12.8%，預計到“十二五”末期將達到15%左右。2030年中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將超過日本，老齡人口總數將達到4.3億，占總人口30%，大約三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老年人，中國將成為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當前，在我國人口老齡化風險的養老保險積累制度還沒有建立之前，負重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平臺將受到嚴重沖擊。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我國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增長，另一方面，由于多種原因造成的低收入人群，辦理提前退休的現象普遍存在。社會撫養“兩頭夾擊”的狀況，必然導致社會保險基金收支缺口逐步擴大。預計我國在本世紀30年代進入老齡化高峰后，我國人口老齡化及社會撫養問題將更加突出，對加快實現社會保障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是城鎮化和就業方式多樣化的挑戰。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城鎮化率已達49.68%，“十二五”期間將首次出現城鎮人口多于農村人口的拐點，到2020年城鎮化率有可能達到60%。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人們在城鄉、地區、行業間的流動性日益增強，一些技術含量低、競爭能力弱的傳統行業和農業受到較大沖擊，結構性失業比較嚴重，加之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就業，與城鎮新生勞動力、失業職工等交匯在一起，城鎮就業形勢更加嚴峻。
近年來隨著經濟成份和企業組織形式的多樣化，我國就業方式也越來越靈活多樣，非全日制就業、季節性就業、兼職就業、家庭就業等多種就業形式不斷出現，靈活就業人員的數量和比例在不斷上升，其主要特征是勞動關系、就業崗位、工作時間、工資收入均不穩定，從而加大了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的難度。我國的勞動標準體系，勞動關系的調整方式、管理手段，都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創新，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三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和社會保障需求多樣化的挑戰。近年來，我國加大了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普遍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連續8年為企業退休人員增加養老金，相應縮小了一定的分配差距。但是，由于我國仍處在發展階段，由于受到體制和機制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機構改革、企業改制帶來的收入差距又在增大，在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依然突出。
隨著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農保等制度的快速推進，社會保障覆蓋人群規模將迅速擴大，逐步實現“全民社保”。在實現“全民社?！焙?，人們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的需求日趨多樣化、個性化，對服務的質量和品質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2 應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新挑戰
面臨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挑戰，如何應對，筆者認為：政府部門、社會各界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組織和引領具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愿望者充分實現就業，充分實現從無業到從業的過渡；從簡單的勞務到技能的過渡；從盲目創業到成熟創業的過渡。以創業帶動就業，以全民就業拉動社會經濟快速、穩定、持續增長，是應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新挑戰的唯一出路。
2.1 幫扶
一是促進重點群體就業。積極實施國家“幫扶計劃”，把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擺在就業工作的首位，將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各項政策和項目落實到位，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就業。拓寬農村勞動力就近、就地就業，自主創業和異地轉移就業渠道，完善服務、培訓、維權三位一體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機制。走進社區、走進鄉鎮，幫扶退役士兵、零就業家庭、被征地農民家庭和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
二是加強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整合人力資源市場、人才市場職能，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規范市場運行機制，擴展和完善服務功能，推動人力資源服務標準化、規范化建設，積極開展“就業援助日”、“企業招聘周”、“畢業生服務月”等公共就業服務專項活動，推動高校畢業生、就業愿望人員和農村勞動力盡快實現就業。
三是落實幫扶政策。各級政府應組建成立創業指導服務中心，為創業者提供創業指導、創業咨詢、創業培訓、專家會診等“一條龍”免費創業服務項目。積極組織召開創業成果展示會、創業項目推介會等活動，推動創業局勢不斷擴大。設立創業扶持資金，為新興產業、個體創業和初創期的企業在房屋租賃、機器設備購置、產品加盟等方面予以補貼。加大小額擔保貸款支持力度，擴大小額擔保貸款扶持的范圍，降低反擔保的門檻，提高小額擔保貸款額度。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吸引和幫扶更多的人群參與創業隊伍。
2.2 創新
創新人才培養理念，積極開發技能人才。各級黨政業務部門應根據各自業務特點和管理權限，圍繞實施全民技能振興工程戰略，培養造就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農村實用人才、社會工作人才等。由此帶動提升人力資源整體素質的提高，培育社會有用的技能型人才創新輩出。
一是項目帶動。圍繞社會需求，積極實施就業技能培訓、創業培訓、高技能人才培訓、技工院校師資培訓，加快提升培訓能力，著力建設培訓示范基地和高技能人才研修平臺。
二是突出重點。把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作為轉變經濟發展的目標，破解和引導人力資源合理流動的重大課題。依托技工院校、職業學校、就業培訓中心和各類職業培訓機構，建設農村勞動力轉移技能培訓示范基地，構建以地市級規模為中心、以示范基地為龍頭、定點培訓機構為骨干、企業培訓中心和各類職業培訓機構積極參與、覆蓋城鄉的農村勞動力就業技能培訓網絡。
三是定向培訓。將有就業愿望、無技能的城鎮失業人員和農民工組織起來，納入定向技能培訓范圍，促進就業能力的快速提高。針對培訓人員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情況，積極推廣培訓機構與社區、與鄉村聯合辦班，即專業培訓下社區、下鄉村等模式，方便失業人員、農民工就地就近參加培訓，提高技能，降低參訓人員成本，創新轉移就業和穩定就業的長效機制。
2.3 擴充
立足社會現狀，不斷擴充創業規模，帶動就業形勢快速好轉和持續發展。
一是深入調查統計，擴充創業方案，制定創業措施。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動員和發揮社會力量，挖掘創業資源，掌握創業主體的創業愿望、創業需求，引領社會創業的方向和規模，有利創業項目健康、有序發展。
二是培育創業典型，發揮典型帶動作用。政府相關部門應當積極組織開展類似“十大創業標兵”、“百名創業明星”等評選活動，樹立成功創業典型，推薦創業示范基地，創建創業示范點，增強創業帶動就業的示范作用，激發廣大群眾主動創業、參與創業的積極性。
三是擴充深造范圍。對具有發展壯大潛力的創業者和經營者，國家應無償提供其深造機會，使其精通經營、精通管理、精通理財，用更大的智慧投入到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實踐中，發揮其更大的作用，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
總之，實施擴大創業帶動就業戰略，促進全民經濟快速增長，持續發展，是應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新挑戰使之成功的法寶。
論文摘要：勞動力市場就業模式與年齡結構的變化是日本上世紀80年代以來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動因，改革思路走順應勞動力市場變革狀況與趨勢。有鑒于此，中國應基于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勞動者收入多重差距的現實，順應勞勸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構建公平分配代際勞動產品的多層次多元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如何在人口規模極其龐大且老齡化加速，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城鄉及地區間收入差距明顯的中國，構建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挑戰。放眼國際，除文化、傳統習俗比較接近之外，日本構建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過程中的一些客觀條件與中國也頗為相似: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農業人口比重保持著相當高的水平，城鎮化水平明顯低于歐美工業化國家，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導致老齡化程度迅速提高，成為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研究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過程，對構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特殊借鑒意義。本文在研究日本勞動力市場特征及其變革與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多階段互動關系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基于勞動力市場結構與雇傭模式等特征來設計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構建基于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勞動者收入多重差距的現實，順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的多層次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與勞動力市場變動密切相關
二戰之前日本就存在針對軍人、官僚的“恩給”制度(即撫恤養老金制度)，和針對在職公務員的“官業共濟組合制度”，還有少數大企業為了獎勵連續工齡長的員工，建立的一次性退職金制度。但這些福利覆蓋面小、社會化程度低，無法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F代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創立是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經濟結構、就業結構和雇傭形態變動等多種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
日本于1985. 1994. 2000和2004年對養老金制度進行了較大程度的改革與調整，主要涉及到制度設計、繳費標準、待遇水平以及養老金國家責任等幾個方面。在制度調整方面，1985年把全體國民各種養老金(厚生年金、共濟組合、農民年金等)的基礎部分統一起來，取代國民年金成為第一層次基礎公共年金，將職域年金(與收人關聯養老金)改造成第二層次公共年金，同時確立專職家庭主婦年金權;1989年建立以自營業者為對象的國民年金制度，2000年實行學生國民年金保險費繳納特別制度。在繳費方面，1985年調整各職域年金負擔比例，1989年強制要求20歲以上學生加入國民年金，1994年提高保險費率，征收特別保險費(獎金的1%)，2000年引人總報酬(獎金等收人也納人繳費基礎)制度，2004年提出從當年開始厚生年金保險率每年提高0.345%，2017年達到18.3%后保持固定不變，國民年金繳費從2005起每年增加280日元，2011年達到16900日元。在資格條件和待遇方面，1985年規定加人保險時間滿25年才能領取養老金，采用國民年金定額制和值域年金定率制，實行與物價相關聯的浮動制度;1994年分階段將值域年金支付開始年齡提高到65歲，把60~65歲退休年金分為定額部分和報酬比例部分，同時提高物價聯動指數，根據生活水平調整基礎年金、厚生年金;2000年把厚生年金支付水平降低5%。2004年實行65歲以后在職老齡年金制度，并計劃將厚生年金支付水準從59.4%逐漸向50.8%靠攏。在國家責任方面，1985年由國家財政集中負擔基礎年金， 1994國會做出國家財政負擔國民年金的比例從1/3向1/2努力，2004年則明確規定基礎年金的國庫負擔比例由1/3提高到1/2。
本文認為，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明顯存在基于勞動力市場特征的設計思路，且其養老金制度改革原因、目標及效果也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因素。
(一)適應勞動力市場變革是日本養老金改革的重要原因和目標
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快速變革。勞動力市場變革過程中，日本就業結構發生變化，進人夕陽產業的勞動者數量明顯下降，但這些部門退休人員的數量非常大，養老金嚴重人不敷出，出現了大量赤字，唯有依靠政府大量財政補貼。同時，日本工業化過程中，二元經濟結構迅速變化，大量農村青年勞動力到城鎮非農部門工作，流人城鎮的農村勞動力對社會養老保障的需求日益增加，成為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動力。
同時，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則是使年金制度適應勞動力市場發展與變遷，進而保持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紤]到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日本于1994年通過養老金改革方案，以推遲領取退休金的年齡來鼓勵60-65歲的老年人繼續在勞動力市場工作。同樣，2000年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改變養老金的調整機制，根據社會整體的工資總額增長率(就業人員人均工資X勞動人口)調整。用這種指數調整，即使平均工資增長，但如果在職職工減少，養老金就將下調。
(二)勞動力市場是解決老齡化社會養老保障的鑰匙和關健
社會養老金可以實行現收現付制、完全基金制，或者兩者的結合，但無論哪種制度，最終取決于社會中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物質和非物質財富)，即在職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鹬朴媱濍m然可能擁有足夠的財力來支付對其所有的貨幣索償，但現在的基金制計劃參與者(未來的退休者)能否獲得足夠的商品和服務，最終取決于他退休時整個社會的商品和服務的數量，即養老金領取者總要依賴于其隨后的兩三代人生產出老人所要消費的物品，除非基金制能夠增加未來的產出水平，否則現收現付制與基金制具有完全相同的結果: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僅僅是兩種在勞動者和養老金領取者之間分配產品的方法。也就是說，雖然基金積累制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將來的社會生產提供比較充足的資金，并使得未來的老人有能力通過貨幣換商品或者貨幣換服務的方式養老，從而有利于未來社會產品的生產量和緩解代際矛盾，但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最終還是取決于勞動者，因而在職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工作積極性及其對社會保險的繳費態度決定了社會保障的未來。
日本養老金改革便主要試圖通過推遲退休年齡、提高勞動者社會保險繳費率，以及根據勞動者報酬調整養老金水平等措施來解決養老金財政問題。就國民年金而言，1994年改革規定繳費每年增加500日元，到1998年共增加160。日元，達到13300日元;關于厚生年金，1985年改革規定保險費的增加率為每5年提高2.2%，1994年改為每5年提高2.5%，2000年則規定在5年內維持保險費不變，之后每5年提高2.5%，2004年又計劃到2025年將保險費率提高到27.8%。同時，考慮到人口老齡化使得未來領取養老金數量將急劇增長，日本政府將養老金給付年齡提高到65歲，以便將社會保險費率控制在30%以內，減輕被保險者的負擔。
(三)社會養老保障與勞動市場是多階段互動關系
社會養老金制度構建與改革對勞動力市場也產生巨大影響。1954年厚生年金保險制度規定將支付開始年齡由55歲提高到60歲，但由于當時很多民營企業實行55歲退休制度，從而導致55～59歲退休者生活困難，大量工人要求工作到60歲才退休。順應這一要求，許多企業的退休年齡便逐漸推遲到60歲。1985年政府將養老金領取年齡提高到65歲的改革也使得企業界將退休年齡逐漸提高到65歲。
勞動力市場與社會養老保障并非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復雜、雙重、多階段的互動。從日本經驗來看，勞動力市場變革、就業模式轉變等因素導致了現代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誕生，這是勞動力市場與社會養老保障互動的第一階段;成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和其他經濟社會制度協同起來，又會推動勞動力市場演變，如失業率上升與大規模提前退休，這是勞動力市場與社會保障制度互動的第二個階段;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導致的勞動力市場演變會進一步引起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變化，而勞動力市場制度與結構特征則是一國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模式與特征形成的重要基礎和演化動力，這是勞動力市場與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互動的第三個階段。日本養老保險費率上漲對企業的收益造成嚴重影響，而企業為了減輕年金負擔，必將減少雇用。另外，年金制度改革與保險費上漲很可能對經濟復蘇造成巨大沖擊，這種制度影響了勞動者的勞動就業，從而降低了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進一步制約了養老金的資金來源，加劇了國民年金的“空洞化”。
二、勞動力市場變革成為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動因
很長時間來，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體系是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對城鄉勞動力的流動做出嚴格限制，勞動者被固定在各自區域，城鎮勞動者由國有企業雇傭，實行充分就業制度，鄉村勞動力在集體經濟體內勞動，形成典型城鄉二元分割勞動力市場。在社會保障方面，國有企業給城鎮勞動者提供終生就業崗位，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企業保障是城鎮養老保障的主要形式。農村勞動力養老以家庭和土地保障為主，勞動者在年老之后主要依賴具有勞動能力的子女提供生活資料，并由子女提供老年服務，集體提供低水平補充保障，并為那些無子無女的“五保戶”提供老年生活資料和服務。
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就業結構和雇傭模式隨經濟體制改革而轉變，成為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動因。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勞動力要素的城鄉配置，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非農部門，并越來越傾向在城鎮工作和生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明顯不能滿足他們的養老需求。同時，城鎮非公有制迅速發展，大量年輕勞動者要么以個體工商戶形式就業，要么在非公有制企業就業，但由于他們在收入水平和工作穩定性等方面與國有企業職工差異懸殊，難以被當時城鎮職工養老保障模式覆蓋。更重要的是，經濟體制改革迫切要求國有企業降低勞動成本，打破終身雇傭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勞動雇傭制度，但企業統籌層次的城鎮勞動保險制度導致企業社會保險繳費率高，明顯阻礙了國有企業勞動用工制度改革。這三種力量結合起來，從不同方面對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帶來沖擊。由此，1991年國務院要求逐步建立起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職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將養老保險費用完全由國家、企業包辦改為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同負擔。隨后，農民工、城鎮個體工商戶以及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也逐漸提上日程。
三、構建基于勞動力市場特征的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對中國具有特殊借鑒意義。不僅因為日本相對成功地度過了20%的人口老齡化階段，也因為中日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些背景條件類似，中國面臨著日本曾經遭遇的狀況:中日都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快的國家(中國老齡化落后日本大約20年)，當前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加速發展階段，當前老齡人口比例已經與日本1990年代相當。在社會養老需求上，與日本一樣，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被打破，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非農部門，其社會養老保障問題成為突出問題。另外，早期日本與中國都形成了以終身雇傭和年功制度為基礎的企業小社會保障制度為主，家庭承擔實際養老照料和服務，以及較少國家社會支出的東方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模式，在制度路徑依賴上講，中國參照日本進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本相對較低。
(一)構建基于勞動力市場結構與特征的多層次養老保障制度體系
中國目前農業就業與非農就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又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非正規就業規模大。從我國實際看來，直接將現行正規就業養老保障制度擴展至非正規就業者和自雇者行不通，而應該建立多層次多元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首先分別在城鄉建立針對勞動年齡人口的基礎養老金制度，作為最基礎的養老金層次;在城鎮基礎養老金制度之上，還需要針對城鎮勞動者的就業類型與特征建立多元的社會保險，如公共部門就業者(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就業者)養老金制度、企業職工養老金制度以及自雇者、個體工商戶養老金制度，分別將不同類型的從業人員納入養老保險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繼續以往多元分割的養老金制度，而要形成多元而有效銜接的城鄉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2009年《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的頒布，意味著流動就業人員的養老關系將實現轉接接續，這為實現城鎮居民統一的基礎年金奠定了基礎。下一步要考慮農村居民基礎年金和城鎮居民基礎年金的互動問題。目前城鄉平均養老金的差距遠遠大于城鄉就業者的收入差距，加劇了社會分配不公。雖然我國城鄉就業的收入差距使得農村居民的基礎年金要低于城鎮居民，但是城鄉基礎養老金的差距不應該大于城鄉就業者勞動收入的差距，且應該隨著城鄉就業者收人差距的縮小而縮小，并最終實現城鄉統一的基礎年金。
(二)加快基金制賬戶的建設
雖然基金制養老保障計劃不能直接增加未來社會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但它可以從兩方面降低未來的養老壓力。首先，基金制可以為將來儲備資金。如蔡防(2007)所言，基金制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會，即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新的儲蓄來源，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另外，基金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代際勞動者之間分配養老資源的關系。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老年人的養老資源來自代際之間相互撫養的承諾，今天的在職勞動者通過撫養退休老年人換取下一代勞動者在其年老退休后提供養老資源的承諾，是一種通過國家法律和政府力量保證實施的合同關系;基金制養老金能在一定程度上將退休老年人和在職勞動者的承諾轉變成一種商品關系，退休老年人利用預先積累的養老金購買在職勞動者生產的商品和服務?，F收現付制在人口年齡結構和經濟發展平穩的經濟體中比較有效，但對于中國這樣迅速老齡化、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國家，完全的現收現付制很有可能導致未來勞動者之間的代際矛盾，基金制則可以有效緩解這種矛盾，加快基金制建設便成為題中之義。
除覆蓋率較低外，我國養老金賬戶還面臨著兩個主要問題，一是養老金賬戶的做實率仍然不高，雖然我國1998年開始在東北地區做實個人賬戶的試點，目前也已經推廣到全國，但是由于政府財政補貼等問題，一些地區的個人賬戶仍然名存實亡;二是社會保險逃費率相當高，據我們初步計算，我國當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逃費率在20%以上。因此，需要加快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建設，加大社會保險費的征繳力度和基金統籌部分的政府補貼力度;同時，努力完善信用體系，加強政府監管，促進養老金基金管理機構之間的競爭，以降低養老金私營化帶來的各種交易成本，努力尋求在養老金管理機構的管理與投資成本、政府的監管成本以及養老金的收益率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三)提高中央財政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比例，確保養老金有效銜接
